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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我們對全國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45個行政村村支書進行了問卷調查，包括北京市12個區48個鄉鎮的10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同時還對京郊30個村進行了深入訪談。調研發現，年輕后備帶頭人不足是當前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影響年輕人才進入和留在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的主要因素是社會認同低、收入水平低、公共服務水平低。調研組建議，應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形成進得去、留得下、上得去的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管理機制，著力培育和留住年輕后備村級治理帶頭人。

　　一、當前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的主要特點

　　近年來，我國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整體素質大幅提升。然而，這批隊伍呈現的“四個并存”突出特征，顯示著隊伍中年輕后備力量不足。

　　一是人才隊伍壯大與區域性人才短缺并存。近年來，各地通過選優配齊村“兩委”干部，凈化了鄉村干部隊伍，提升了村級黨組織帶頭人隊伍的整體素質。2021年北京市完成新一輪村“兩委”換屆選舉后，村“兩委”干部平均年齡下降為47歲，大專以上學歷村干部占48.5%，有效提高了村“兩委”班子戰斗力。然而，部分經濟發展滯后的地區鄉村治理人才短缺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有的村難以找到35歲以下年輕人去競選村干部，北京市有17%的村通過下派方式解決35歲以下年輕干部配備問題。據對京郊10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的調研，有10%的村認為缺乏經營管理人才是制約本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是班子年輕化與“班長”老齡化并存。北京市通過2021年換屆實現了“兩委”班子大幅年輕化，35歲以下年輕干部配備率達到100%。村“兩委”干部較上屆下降5歲。然而，新換屆后京郊村“兩委”班子中55歲以上人員仍占31%，村黨組織書記平均年齡為50.8歲。在京郊10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中，村支部書記年齡50歲以上的有67人，35歲以下的僅3人。據對全國245個村的調查，村支部書記(主任)年齡50歲以上的占39.3%，35歲及以下的僅占13.5%。

　　三是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與治理能力不足并存。當前，村級黨組織帶頭人的受教育程度明顯提高，據對全國245個村的調查，村支部書記(村主任)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和本科的占66%，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29.2%。據對北京市100個集體經濟薄弱村的調查，村支書(村主任)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和本科的占56%，高中及中專學歷的占34%，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占10%。然而，面臨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部分村“兩委”干部在治理理念上，仍有以嚴管代替治理、以維穩代替共治的傾向;在治理手段上，缺乏法治理念和制度化、規范化的工作手段;在帶動鄉村發展能力能力上，表現為對市場和政策缺乏足夠了解，缺乏與社會企業和工商資本打交道的經驗和能力。據對村干部培訓需求的調查，部分村干部反映非常需要學習如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以更好地凝聚人心，以及學習管理和技能知識等。

　　四是發展通道日益拓寬與人才隊伍不穩定并存。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大從優秀村黨組織書記中考錄鄉鎮公務員、招聘鄉鎮事業編制人員力度。各地也有較好的實踐，重慶市打通了村干部成長通道，每年拿出100個左右指標面向優秀村黨組織書記、村主任考錄鄉鎮機關公務員，各區縣每年也拿出一定數量事業編制面向優秀村干部定向招聘。同時，注重加強基層基礎保障，并全面落實村干部參加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政策，推行村干部績效考核獎勵，大力鼓勵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在集體經營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獎勵村干部，增強了村干部崗位吸引力，調動了干事創業積極性。然而，年輕的村“兩委”班子仍然不穩定，年輕人才流失的現象仍比較普遍，有的新選上的35歲以下村“兩委”干部，沒多久就提出了辭職。

　　二、年輕后備帶頭人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當前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面臨的問題來看，年輕后備人才不足是一個重要方面。這一方面是村莊空心化、老齡化自帶的“后遺癥”，另一方面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較大引發的“并發癥”。后者是主要原因，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社會認同感較低。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讓社會對包括村干部在內的農村從業人員存在一定歧視，這是年輕大學生返鄉留鄉創業或進入村“兩委”的思想障礙。在調研中，一位1982年出生的返鄉創業人員向調研組反映，她自己本來有一份光鮮體面的工作，過著優越舒適的生活，偶然的機遇來到北京市昌平區從事農業，但她母親嫌她從事農業“丟人”，十年沒有來看望過她一次。

　　二是城鄉收入水平差距較大。目前，城市社區居委會人員工資明顯高于村“兩委”干部，城市近郊農村的村“兩委”干部工資明顯高于遠郊區，集體經濟發達的村“兩委”干部工資也明顯高于集體經濟薄弱村。就北京市而言，海淀區蘇家坨鎮柳林村村支部書記(主任)工資為8.4萬元/年，與2020年海淀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基本相當，村“兩委”其地成員每人6萬元/年。延慶區、懷柔區等遠郊區村支部書記(主任)工資為每年6萬元，村“兩委”其地成員平均每人每年收入約4萬元。多數村干部需要自己支付全部社保，每月約1000元，也就是說，延慶區、懷柔區等遠郊區的村“兩委”干部的可支配收入僅有2.8萬元，比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1.3萬元。與村干部收入低相對應的是村級治理任務與日俱增、工作標準越來越高，多數村“兩委”干部基本上已經從兼職型轉變為專職型。

　　三是農村公共服務水平較低。農村地區公共服務仍存在一定短板。對京郊農村地區便民服務調查顯示，北京市遠郊區農村仍面臨著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優質教育資源稀缺、文化娛樂設施單一、醫療服務水平難以滿足農村居民需求、公共基礎設施中污水處理設施覆蓋率較低等問題。在服務質量上城鄉差距也較為顯著，有農村居民反映歌華有線的服務不到位、不便民，這與城市居民對歌華有線的服務體驗完全不同。城鄉居民社會保障的差距仍然較大，參加新農保的農村居民退休后只能拿到800?900元的養老金，城鎮職工退休后的退休金遠高于農村居民。大部分村干部參加的是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險，這與城鎮職工的社保也有較大差距。

　　三、培養和留住年輕后備帶頭人的建議

　　著力培養和留住年輕村級治理后備人才，關鍵是要建立“進得去、留得下、上得去”的村級治理帶頭人隊伍管理機制，讓村級治理成為體面的職業。

　　一是暢通人才培養和上升通道。一方面，通過黨員培訓、干部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途徑，加大對村級年輕后備力量的培養力度，重點加強黨性修養、突發應急事件處理、現代鄉村治理理念與技術、涉農法律法規、農村集體經濟、現代經營管理等內容的培訓，提升年輕后備帶頭人的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將“從優秀村黨組織書記中考錄鄉鎮公務員、招聘鄉鎮事業編制人員”的規定逐漸制度化，完善村級治理人才的上升通道。

　　二是提高薪酬待遇。建議村干部的基本工資水平不低于本地區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工資標準，鼓勵和支持村“兩委”干部帶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并根據鄉村治理的整體業績情況，加大村干部績效獎勵，激發村干部干事創業的熱情。

　　三是加強社會保障水平。各地可以撥付專項資金用于村級治理帶頭人社保費用的繳納，推動村級治理帶頭人的社會保障水平與城鎮職工的待遇相當。針對村級治理帶頭人，可以鼓勵有經濟實力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為繳納靈活就業社會保險的村級治理帶頭人提供一定比例的補貼。

　　四是補齊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短板。著力推動城鄉教育、醫療、文化、社保的均等化，重點是加大人才引入，提高鄉村教師、醫生等鄉村公共服務人才的待遇水平。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新農人、新型經營主體、社會企業進入鄉村，形成人才匯聚鄉村的集聚效應。

　　(作者單位：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