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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偏僻的負債村到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從曾經的產業“空白村”到如今的特色產業強村，從“靠山吃山、坐吃山空”到“走綠色路、吃生態飯、掙環境錢、發旅游財”，在荊楚大地，一個個綠美村莊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在連續5年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扶持行動中發展壯大，最終形成了產業發展型、資源開發型、生產服務型、村莊經營型、勞務輸出型、物業經營型、資本運營型七種新型發展路徑，繪就了一幅農業增效、農民增收、集體經濟穩步發展的嶄新圖景。

　　截至2022年年底，湖北省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總收入達267.13億元、村均114.97萬元，其中經營性收入達69.55億元，集體經營性收入10萬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達67.19%。

　　近日，湖北省召開了首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宣傳推介活動，發布了武漢市漢南區軍山街王家村等21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典型案例。本刊從中挑選7 篇案例并配以湖北省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的調研報告，集中展示湖北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特色做法，以供學習參考。

　　提高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水平，增強村級集體經濟整體實力，是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大課題。近年來，湖北省聚焦解決農業農村重點難點問題，持續深化農村改革，鞏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完善農村生產關系，為實施強縣工程和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撐。在前期調研的基礎上，湖北省經管局組織專班深入挖掘各地典型做法、認真聽取干部群眾意見建議，積極探討政策、舉措、對策，以此推進村級集體經濟更好發展。

　　初顯端倪：集體經濟揚帆起航

　　近年來，湖北省持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盤活集體資產、資源和資金，著力培育和做強村級經濟發展“增長極”，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呈現良好勢頭。

　　(一)資產規模明顯壯大。2022年年底，全省共清理集體資產資源經濟合同18萬余份，核實集體資源2.4億畝，核實集體資產2472.1億元，其中經營性資產717.46億元。脫貧攻堅戰略實施以來，全省累計投入形成扶貧項目資產1501.16億元，其中880.43億元確權到村集體，占比58.65%。

　　(二)經營收益明顯提升。2019—2022年，全省實施扶持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行動，累計安排資金19.5億元，扶持行政村4500個，示范帶動全省新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截至2022年年底，全省農村集體經濟總收入達到266.8億元，村均約107萬元，比2017年年底村均增加30.01萬元，增幅38.98%。

　　納入統計的23235個村中，集體經營收益10萬元以下的村5746個，占總數的24.73%，比2017年年底下降52.75個百分點;集體經營收益10萬元以上的村16173個，占總數的69.6%，比2017年年底上升47.09個百分點。

　　(三)經營方式明顯轉變。由單一模式向多元發展、“自主經營”向“合作經營、委托經營”方式轉變。江陵縣按照“強村聯弱村、大村聯小村、示范村聯潛力村”的“聯村發展”模式，建成2個縣級聯村產業園、11個鎮級聯村產業基地;按照“村企聯建”模式，全縣79家市場主體與76個村結對聯建。隨縣成立鎮級“種田公司”，建立“1+N”委托經營體系(“1”代表“種田公司”，“N”代表全鎮所有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冬閑田進行集中托管，村均托管面積200畝。

　　(四)治理架構明顯完善。全省成立股份經濟合作社、經濟合作社等新型集體經濟組織23333個，由農業農村(經管)部門登記發證，集體經濟組織有了統一的“身份證”，成為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普遍設立成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成員的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充分行使，承擔起過去由村委會代行的管理集體資產、發展集體經濟、服務集體成員等職能，逐步完善了農村基層治理體系。

　　(五)資產監管明顯規范。在全國率先整省推進村級債務化解。截至2023年3月底，全省已化解非經營性債務187.49億元，化解率達92.68%，武漢、宜昌、恩施等5個市州實現整市清零，孝昌、大冶等69個縣(市、區)實現債務清零。省級先后制定《湖北省農村集體“三資”管理辦法》《湖北省農村集體財務管理辦法》等系列文件，形成較為全面、系統的管理制度體系。全省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市場55個，87個縣(市、區)聯入全省集體“三資”監管信息系統。

　　(六)群眾獲得感明顯增強。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進行身份認定和折股量化，全省已確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4035萬人，明確集體資產的“所有者”和經營收益的“受益人”，累計分紅23.33億元。2022年，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51.69億元，用于村民福利費支出2.36億元，切實增強了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路徑多元：發展模式百花齊放

　　湖北省各地立足自身資源稟賦，積極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多點開花，齊頭并進，形成了以下七種模式。

　　(一)聚焦鄉土特色，走產業發展型之路。該模式把加快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與提升現代農業發展水平相結合，在促進產業發展中增加村級集體經濟收入。廣水市廣水街道駝子村大力發展蔬菜、香稻、蓮藕、王鴿等特色產業，2022年實現村集體經營收入170萬元，帶動村民人均增收890元。宜城市流水鎮鶯河村依托自然資源稟賦，形成精品西瓜種植、特色旅游與光伏產業協同共進的綜合發展格局，2022年村集體經營性收入達35萬元，人均純收入2.1萬元。南漳縣東鞏鎮鐵家埡村引進裕康菌業有限公司，與村集體領辦的專業合作社共同打造種植基地，發展壯大食用菌、吊瓜等特色產業，2022年為村集體創收超過100萬元，帶動農戶和脫貧戶增收120萬元。

　　該模式可在特色產業優勢明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市場主體培育較好、區域公用品牌影響力較大的區域借鑒推廣。

　　(二)聚焦綜合利用，走資源開發型之路。該模式通過發包、出租、經營等方式，依法合理開發利用集體土地、森林、山嶺、荒地、灘涂、水流水域等資源，實現村級集體經濟穩定增長。保康縣馬橋鎮堯治河村利用得天獨厚的磷礦、水電等資源，建成了集磷礦開采、磷化工、水電、旅游、酒業、服務為一體的企業集團，村集體控股達64.4%，擁有村級企業20多家。2022年，堯治河村實現工農業總產值42億元，利稅3.8億元，村集體純收入達到2.5億元。沙洋縣結合集體經營性建設入市試點，將騰退的宅基地31.01畝調規后入市交易，為集體增收554.6萬元;通過放活宅基地使用權，鼓勵村集體和農戶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農房，全縣開辦農家樂266家、民宿58家。黃梅縣孔壟鎮梅垏村將村集體所有的595畝湖田，按每畝1100元的價格進行發包，僅此一項，2022年村集體從中獲得收入65萬元。

　　該模式可在土地、森林、山嶺、荒地、灘涂、水流水域等資源豐富，具有比較優勢和開發價值的村借鑒推廣。

　　(三)聚焦市場需求，走生產服務型之路。該模式圍繞村域產業化經營，創辦多種形式的村級經營性服務實體，為農戶提供生產資料、農業機械、病蟲害防治、技術咨詢等服務，或開展聯結龍頭企業和農戶的中介服務，或興辦農產品等專業批發市場，通過開展購銷服務增加村集體收入。秭歸縣郭家壩鎮擂鼓臺村根據本地市場需求，成立擂鼓臺村采果、修枝、施肥、無人機飛防服務隊，在降低農戶生產成本同時獲得居間服務收入。

　　該模式可在農業生產機械化、規模化水平整體較高，農技人才、勞動力資源相對富足的村借鑒推廣。

　　(四)聚焦業態融合，走村莊經營型之路。該模式充分利用美麗鄉村建設成果，拓展集體經濟發展空間，打造村域景區、農家樂、民宿經濟等，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谷城縣五山鎮堰河村成立旅游經濟專業合作社，采取“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生產標準、統一開展服務、統一品牌運營和分戶(組)生產經營”四統一分的辦法，走茶旅融合之路，打造堰河村4A級景區，創立“堰河香”特色農產品公共品牌，發動農戶種茶葉、建民宿、開發旅游項目、賣特色農產品等。旅游經濟專業合作社已成為堰河村人人分享發展紅利的“聚寶盆”，全村實現了一家一棟小洋樓、一家一部小轎車、一家一個致富項目或者一名致富能人，人均存款達到10萬元。羅田縣九資河鎮天堂湖村依托大別山特色山水資源，以“花”為媒，引進湖北天堂勝境旅游園藝發展有限公司，投資2億多元，打造“杜鵑花海”項目，村集體每年入股分紅10萬元，帶動周邊50多個農戶穩定就業。

　　該模式可在具有土地、山水、田園等自然風光，歷史文化、紅色基因、非遺傳承等人文風光，鄉村建設成果較好的村借鑒推廣。

　　(五)聚焦就地就業，走勞務輸出型之路。該模式立足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村集體通過成立勞務合作社或勞務公司，組織當地農民承接本地和周邊區域勞務服務、家政服務、建筑施工服務、電子商務服務等農村各類生產生活服務，推動集體創收和農民就業。襄州區伙牌鎮伙牌社區成立勞動服務型公司，為襄陽紡織服裝產業園區企業提供裝卸、垃圾清運、供水、租賃等服務，每年為社區增收100萬元。掇刀區麻城鎮中山村成立荊門中叁人力資源公司，為農戶提供“保姆式”“訂單式”服務，并做到“三個統一”：統一務工人員調配，統一管理，統一工資結算。勞務公司從剛開始立足本村的50多人，到現在輻射周邊多個村，促進村民增收2萬~ 6萬元、村集體年增收20萬元。

　　該模式可在部分已經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勞動力資源相對富足、農戶收入主要來源為二三產業的村借鑒推廣。

　　(六)聚焦資產盤活，走物業經營型之路。該模式通過改造提升、盤活利用集體所有的房屋、廠房、閑置校舍、倉儲設施、農貿市場、停車場以及其他可用于經營用途的資產，采取物業租賃、委托經營等多種方式，確保資產保值增值，促進村集體和農民增收。襄陽市襄城區檀溪街道檀溪湖社區股份經濟合作社將集體廠房、設備、酒店等通過租賃、入股等方式，對集體資產進行市場化運作，年租金收入2000多萬元。巴東縣綠蔥坡鎮野花坪村將村集體所有的藥材炕房租賃給巴東縣野花坪農業開發有限公司經營，村集體每年可從中獲得保底租金15萬元。沙洋縣沙洋鎮友誼村自籌600萬元修建了占地4110平方米的工業園，引進市場主體入駐后，年收取租金達65萬元;依托靠近城區和384國道的區位優勢，新建20畝停車場，年收入達10萬元以上。

　　該模式可在城鄉接合部的城中村、城郊村、經濟發達村以及易地扶貧搬遷城鎮安置區借鑒推廣。

　　(七)聚焦股份合作，走資本運營型之路。該模式將村集體積累的資金、土地補償費等貨幣資產，以及廠房、機械設備等實物資產，通過參股經營等方式轉為經營資本，獲取股金、利息和資產增值等資本運營收入。宜城市金山村引進市場主體，聯合成立湖北豐沃生態環保公司，村集體以土地、廠房等資產入股，公司將有機廢棄物轉化為有機肥，村集體年分紅25萬元。秭歸縣整合涉農資金70萬元入股黃家片區“藥谷”產業園，已成功招租市場主體，為7個村增收16萬元以上;入股760萬元建成的泄灘片區“橙山”產業園項目，為4個村增收30萬元以上。巴東縣信陵鎮土店子村以村集體所有的1處觀景平臺、3棟木屋和1棟石墻院入股，聯合7位回鄉能人投資成立公司，經營發展鄉村旅游產業，村集體年均可獲得分紅8萬元。

　　該模式可在村級集體經濟發展較快、水平較高，村級土地、人力等資源開發較為充分，村級資金、資產較多的村借鑒推廣。

　　改革賦能：推動農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施強縣工程和推進鄉村振興為契機，進一步深化改革，大膽實踐，強化政策扶持、激發要素活力，在體制機制上尋求突破，推動集體經濟加快發展。

　　(一)強化組織領導。一是壓緊壓實責任。在省級層面成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建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形成黨委統一領導，組織、財政、農業農村部門統籌推進，鄉鎮和村具體落實的工作機制。把集體經濟收入指標納入各縣(市、區)鄉鎮年度目標管理責任制考核，壓緊壓實各地發展集體經濟的工作責任。推廣江陵縣實施“強村聯弱村、大村聯小村、示范村聯潛力村”的“聯村發展”模式，推動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二是加大政策支持。研究出臺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實施意見，修訂《湖北省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條例》，制定財政、土地、金融、稅收、人才等“一攬子”支持政策，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規范管理和外部順暢運行提供法律支撐和政策依據。

　　(二)強化要素支撐。一是突出人才支撐。加強人才儲備，調優配強村“兩委”班子，力爭每個村常態化儲備后備人才2~3名。加強人才選育，從退休干部、致富能手、外出經商人員、退役軍人、返鄉高校畢業生中培育經營型、開拓型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加強人才培訓，持續推進鄉村振興“頭雁”培育工程，用三年時間，對全省所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開展不少于3個月的脫產培訓。二是突出土地保障。積極推進“小田變大田”，出臺《湖北省工商企業等社會資本通過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資格審查、項目審核和風險防范管理辦法》，規范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借鑒沙洋縣農村宅基地改革試點經驗，盤活鄉村閑置集體建設用地、閑置宅基地、村莊空閑地、道路改線廢棄地、廠礦廢棄地、農業生產與村莊建設復合用地，及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四荒地”，有效增加集體收入。三是突出資金支持。統籌中央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按照每個扶持村60萬元的標準，繼續支持4000個左右的行政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盡快消除“空殼村”“薄弱村”和經營收益10萬元以下的行政村。拓展集體經濟組織融資渠道，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物業資產、資源收益權、應收賬款等納入抵質押物范圍。加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信貸支持力度，在貸款利率、擔保條件、貸款期限等方面制定差異化政策。

　　(三)強化競爭能力。一是做強經濟組織。完善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機制，全面明晰集體資產權屬，將集體資產由村民委員會劃轉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充分發揮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集體財產、開發集體資源、發展集體經濟、服務集體成員的職能作用，增強自主發展動力。建立集體收入增長與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人員績效報酬掛鉤機制，對集體收入增長成效明顯的村，可從當年集體收入增量中安排一定比例獎勵經營管理人員。二是做優特色產業。縣級層面制定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總體規劃或方案，根據不同村的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堅持“一村一策”分類發展，讓“該干什么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提升持續村集體經濟增收能力，增強發展后勁。三是做新發展模式。推廣服務經濟，通過村集體領辦創辦專業合作社、農業服務隊等各類服務實體，為農戶提供市場信息、農技推廣、農資供應、統防統治、農產品營銷等生產生活服務。推廣勞務經濟，通過村集體成立勞務合作社或勞務公司，有償承接本地建筑施工服務、家政服務、電子商務服務等農村各類生產生活服務。推廣物業經濟，通過改造提升、盤活利用集體所有的房屋、廠房、閑置校舍、倉儲設施、農貿市場、停車場以及其他可用于經營用途的資產，確保資產保值增值。結合地方實際，學習借鑒浙江“強村公司”“片區組團”“飛地抱團”等創新做法。

　　(四)強化監督管理。一是健全監管機制。修訂《湖北省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條例》，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管理。嚴格執行民主決策程序，落實“四議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規范村級財務、合同和項目招投標管理。探索村民委員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事務分離、資產分管、財務分設的具體辦法，進一步理順管理關系。二是規范資金管理。建立健全財務預決算、資金管理、債務管控、開支審批、收益分配、財務公開、內部控制、會計檔案管理等制度，規范集體經濟組織財務資金管理。建立以集體經濟組織賬務鄉鎮代理模式為主、第三方機構代理和集體經濟組織自主記賬為輔的財務會計核算模式，穩步提升會計核算專業化水平。三是加強資產管護。開展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提質增效行動，推進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體系建設，確保集體資產確權入賬、規范交易、規范運行。加強經營性資產運營，通過承包、租賃、合作、自主經營等方式盤活閑置資產，實現資產增收增效。

　　(五)強化聯農帶農。一是突出農民主體。將共同締造理念貫穿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全過程，發動群眾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二是多種形式聯結。推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改革，引導農民將個人的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等入股到經營主體，建立“經營主體+產業+基地+農戶”等利益聯結模式。三是規范利益分配。持續規范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收益分配，通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促進農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

　　(供稿：湖北省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