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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好用好農村集體資產對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筆者通過對北京市14個涉農區中100個具有代表性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進行調研，全面梳理北京市農村集體資產使用和管理現狀，總結農村集體資產使用和管理中面臨的困境，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一、北京市集體資產資源總體使用和管理情況

　　(一)北京市集體資產使用情況。一是集體資產總量大但分布不平衡。北京市集體資產總量大，且近年來保持了增長態勢，在全國農村集體資產中的分量舉足輕重。筆者根據農業農村部、北京市農業農村局的相關統計數據推算，北京市農村集體資產總額占全國的12.06%，北京市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總額占全國的19.77%。調研發現，全市集體資產空間分布呈現中心城區(近郊四區)、新城發展區(平原五區)和生態涵養區(遠郊五區)三個梯度，總體上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區集體資產占比高。二是全市集體資產資源實際使用效率仍然較低。在被調研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中，70%的集體資產、83%的集體資源(土地)和52%的集體資金未得到高效使用。另根據有關數據，在全市房屋建筑物類資產中，45%為自用和閑置，而實際集體經濟組織自用面積中大部分是低效使用的。三是不同地區集體資產使用價值差異巨大。由于位置和用途差異，不同區的房屋建筑物類集體資產的使用價值差異巨大。朝陽區、豐臺區、海淀區三個區的建筑物類集體資產價值占全市集體資產總價值的九成，這與三區集體資產以價值較高的商業用房為主有關。

　　(二)北京市集體資產經營管理情況。一是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情況不穩定。調查顯示，經營情況保持穩定盈利的被調研村集體經濟組織僅占19%，大部分被調研的村集體經濟組織處于盈利但不穩定或虧損狀態。二是全市農村集體經濟收入渠道單一，增長乏力。調研發現，67%的被調研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來源于土地租金，22%來源于樓宇租金，有經營收入來源的僅為19%，進一步印證了北京市農村集體經濟以物業經濟、地租經濟為主的特征。三是集體經濟組織承擔了大量公共支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著大量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支出。52%的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承擔村民養老和福利支出，另有11%的村承擔了設施設備維護等公共服務支出。

　　二、北京市集體資產資源使用與管理中面臨的困境

　　(一)政策限制。35%的被調研村集體經濟組織認為集體資產在經營中面臨政策限制。北京市政府相關報告中也提到存在諸如鄉村產業發展用地限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政策難落實、村集體經濟組織稅費和社保費用高等制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因素。

　　(二)鄉村產業發展不足。受組織化程度低、經營規模小、技術升級難、可耕地減少、要素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影響，北京市第一產業發展面臨增長瓶頸，而城鎮化推進、產業用地政策、非首都功能疏解、資源整合難等因素又對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帶來一定影響。40%的被調研村集體經濟組織認為，缺乏產業資源導入是其發展中遇到的主要問題，超過50%的村認為，村集體經濟面臨主導產業業態單一(如近郊的物業租賃、生態涵養區的民宿)、產業開發利用模式趨同等問題。

　　(三)經營管理困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實際經營中仍然面臨很多經營管理困境。調研顯示，經營管理困境包括政社不分(承擔過多公共支出和社會職能)、主體虛化(空殼化)、法人治理不完善等體制機制問題，集體經濟組織下屬企業少、市場信用不健全、合作關系不對等、大額融資難等市場經營問題，以及內部管理不規范、組織運營不順暢等管理問題。

　　(四)金融抑制。由于農村集體資產的金融權能不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金融需求被抑制，大額融資難、融資貴。由于集體資產風險處置存在障礙，農村集體資產價值評估機制缺失，導致金融機構“惜貸、慎貸”。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加強頂層設計，完善政策體系。一是加強頂層設計，圍繞首都“四個中心”建設，立足首都比較優勢，結合市區兩級重大項目建設，加強鄉村產業發展方向引導，適時出臺促進集體經濟和鄉村產業發展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二是加強跨部門協同以及市、區兩級聯動的統籌協調力度，發揮政策體系合力。三是完善鄉村產業用地等政策，增強政策落地實操性，增加鄉村產業用地供給。四是制定鼓勵社會資本和企業到農村投資合作的優惠政策。五是厘清村委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邊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轉居安置政策，增加鄉鎮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剝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公共服務職能，使其輕裝上陣。

　　(二)探索集體經濟發展新模式。一是探索以集體資源性資產出資、財政獎補資金及對村集體支出的建設項目部分資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金出資等多種集體經濟組織股權改革模式，提高集體經濟組織資本實力。二是探索各種類型的集體經濟組織與社會資本合資、合作經營模式，發展農村混合所有制經濟，對閑置、低效集體資產資源進行重組、重新配置，全面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能力和自身“造血”功能，將“沉睡”的集體資產資源轉化為產生經濟效益的資本。三是根據市場需求、集體經濟自身條件，探索集體經濟與區域重點項目、重點功能區聯動發展模式。四是在生態涵養區，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鄉村生態資源要素流轉機制。

　　(三)推動集體資產“全進場”交易。應通過農村產權交易使集體資產流轉給能夠更好使用和管理集體資產的經營者，有效盤活利用集體資產，促進集體經濟發展。

　　(四)完善集體經濟金融服務體系。一是依托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交易平臺、北京市農業農村局農村集體資產資源數據管理可視化平臺、北京農擔公司三農金融業務平臺和大數據風控平臺等數據，逐步搭建全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所屬企業等為主體的信用體系。二是依托北京農村產權交易所，探索推動設立集體資產風險處置平臺，解決金融機構涉農資產風險處置后顧之憂，增強集體經濟組織融資可得性。

　　(作者單位：北京市農業投資有限公司、北京農投鄉村振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