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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中國歷史的長河，隘口處往往短暫卻格外醒目。

　　那里激流涌蕩，暗流回旋，卻決定性地改變了河流的方向。待水出隘口，往往一瀉汪洋廣似海，其道大光絢如日。

　　改革開放40年，在時間長河中，不過白駒一隙，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改革創舉，永久改變了國家的前程，也扭轉了無數人的命運。

　　當目光聚焦到農產品市場，40年，從吃不飽到吃得好，從自給不能自足到買全球賣全球，我們見證了改革開放的偉大，也聆聽到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的足音。

　　改革從肚子開始

　　悠悠萬事，唯食為大。宏大，落到個人身上，有時候就是一碗米飯的事。

　　時間回到1978。

　　盡管當年中國糧食產量首次突破3億噸，達到3.04億噸，全國卻還有4000萬戶農民的糧食只夠吃上半年，更有幾百萬戶農家，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在偏逢旱災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全隊20戶里，只有2戶沒有要過飯。

　　在900公里外的北京城郊結合部，豐臺區花鄉新發地村，電影放映員張玉璽忙著擺弄露天銀幕，“架兩根兒桿，一根繩兒拴上磚頭一扔，就把幕拉起來了。”前年從海軍復員返鄉的他，年輕，渾身是使不完的勁，還兼任村里的統計員。

　　在吃的方面，和他的影片一樣，張玉璽并沒有太多選擇。當時國家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限制城鄉集市貿易，嚴禁民間長途販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只能賣給國家;買什么，買多少，也由國家按照糧票等票證制度，統一銷售(配給)。在張玉璽回憶中，“村里農民種了菜，都交給北京市二商局的右安門菜站”。

　　歷史，似乎在悄然間，進入了拐點，而人心思變久矣。

　　為了吃飽飯，當年11月24日夜里，小崗村18位農民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秘密契約”上按下了鮮紅的手印。準確地說，他們應該叫社員。作為“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社員，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心里明白他們在干什么，“哪怕坐牢，如果能親眼看到他們吃上一頓飽飯，我認了。”

　　他們沒曾想到，薄薄一張契約，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改變他們的身份，并預示著一場大變革的開始。

　　此后不到一個月，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值嚴冬，春雷已經響動。在農村工作方面，全會第一次提出了要發展多種形式的責任制，其中包括“聯產計酬責任制”，這為日后的農村改革埋下了伏筆。

　　“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恩格斯的名言，成為歷史真實的寫照。改革自肚子開始，卻繞不過頭腦。改革要解決的，與其說是吃飯問題，不如說是頭腦問題。

　　小崗村農民的肚子問題，如同當時的很多問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都被許多人認為是頭腦問題，是個人“小惠”與集體“大義”的問題，是姓什么的問題。

　　對小崗人而言，那些問題顯得有些遙遠。他們只記得，大包干后的第二年，小崗村迎來了大豐收，并十多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了余糧。只是爭議還在，仍然很大。小崗村農民的肚子飽了，心卻始終安定不下來。

　　鄧小平關鍵時刻的談話，云淡風輕，沒有多少口號，給他們吃了定心丸，也扭轉了乾坤。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就農村問題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萬山不許一溪奔，堂堂溪水出前村。改革的種子早已埋在人們心中，一旦突破了頭腦的禁錮，種子便會發芽，夢想就會生發。

　　1982年，中央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也在這年，張玉璽被村里派去農業大學進修。3年學成歸來，張玉璽成了一名村干部，農村也已換了模樣。

　　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加上國家大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以及化肥等農資使用量增加，使得中國農產品產量大增。到1983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3.87億噸。1984年更是突破4億大關，達到4.07億噸。絕大多數農戶已經解決溫飽問題。多余的農產品，他們渴望拿到集鎮上去交換成其他生活必需品。

　　從生產到交換，是社會再生產自然而然的過程，但要在前面加上“自主”兩字，就成了“天大的事”。

　　不過自1979年起，隨著改革的推進，農產品流通管制也在逐漸放寬。1983國家對農民完成統購派購任務后的產品和非統購派購的產品，允許多渠道經營，并頒布了《城鄉集市貿易的管理辦法》，確定了集市交易的法律地位。曾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農貿自由市場恢復了。

　　隨著農村改革的兩大核心——土地制度和農產品流通體制開始突破，人民公社1984年退出了歷史舞臺，社隊企業也隨之成了鄉鎮企業。農產品產量大幅提高，市場流通逐漸活躍，我國農村經濟開始了一輪超常規發展。

　　多數小崗人在大包干后幾年內，搬出了茅草房，住進了磚瓦結構的新平房。在社員身份終結之后，因為土地屬集體所有，他們已不再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時期的農民了。為加以區別，《人民日報》在文章中稱其為“相對獨立商品生產者”。

　　時至今日，大多歷史學家，都將1979—1984年視作改革的第一階段。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固化的思想是改革最大的敵人。就在這個時間段里，改革從薄弱之處——農村突破，并撕開了一道口子，讓思想解放之光照進了現實，直射土壤。

　　市場的力量

　　隨著農產品產量和收購價格的提高，統購統銷制度使得財政不堪重負。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按照不同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實行了32年的統購統銷制度開始逐步瓦解。

　　這年，北京市開始“打開城門，放開價格”。肉、蛋、蔬菜等5種農副產品的價格放開，同時允許各地農產品進京。新發地村的菜農們種了蔬菜無人收購，開始為自家蔬菜找銷路，紛紛在村口的路邊擺攤賣菜，自發形成了農貿市場。

　　“每天早上4點鐘天不亮，在十字路口，城里的販子來買，當地的農民蹬著三輪車就來賣，后來菜攤越來越多，把路都堵死了。”作為新發地的一名村干部，張玉璽早已不再擺弄他的露天銀幕了。他有了新任務。

　　面對這個早晨八九點鐘“閉市”，留下一地狼藉的市場，張玉璽每次都要清掃殘留，外加帶著聯防隊“轟人”。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菜農們“天天轟，天天來”，與他打起了游擊戰。

　　到了1988年，張玉璽的命運再次發生轉折。村書記拍板，建立新發地市場，張玉璽任總經理。他們可能都沒想到，30年后，這里會成為亞洲交易規模最大的專業農產品批發市場，擔負了首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產品供應。

　　在全國，在集貿市場基礎上建立農產品批發市場成為普遍現象，并形成了由批發商、農民經紀人、中介流通組織、農產品加工企業組成的市場流通隊伍。自由產銷的新興批發市場逐漸成為農產品主要物流通道，并拉開了農產品市場化改革的序幕，也為農村市場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農村開始了新一輪發展浪潮：興辦鄉鎮企業、推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規模農業。小崗村還沉浸在改革標桿的喜悅當中。

　　嚴宏昌有些坐不住了。在自費考察江浙經驗之后，他動員村民們辦企業，但最終因意見不一無疾而終。錯過了這波鄉鎮企業的發展浪潮，嚴宏昌至今耿耿于懷。與此同時，村里開始有年輕人離開家鄉，其中也有他的兒子，嚴余山。在沿海的工廠里，他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農民工。

　　改革只有進行時，哪怕總有人想要停下。

　　這段時間，農產品的市場化進程更像是被發展的勢頭推著不斷往前，盡管有所反復，終究，形勢比人強。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全面轉入市場經濟的軌道。

　　就在1992年，蔬果、食油、肉、蛋、菜、糖等農產品價格在全國范圍內放開。具有戰略意義的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國家采用雙軌制的市場化改革模式。1993年，國家全面取消糧票。但直到2004年《糧食流通管理條例》出臺，使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阻礙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最后一個堡壘才被攻克，我國農產品市場化流通體制真正形成。

　　農產品對外開放雖遲于國內市場改革，但對外開放的步伐一點也不含糊。國家在減少國營貿易商控制進出口的同時，逐漸削減農產品進口關稅。1992年，我國農產品進口平均稅率為42%，1998年已經降到24%。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又降到11%。農業對外開放使中國農產品市場逐漸同國際市場整合起來。

　　經濟發展的實踐一再表明，只有當稀缺資源的產權被清晰地加以界定的時候，市場才會是有效率的。家庭聯產承包制，讓農產品的生產者，清晰地看見了自身和集體之間邊界，獲得自主經營權。而作為一種商品，農產品的交換過程中，市場主體也在不斷擁有更多自主權。

　　縱觀1985-2004年的農產品市場，計劃經濟逐步退出，市場經濟開始占據主導地位。有一條不變的主線，就是給予市場主體更大的自由，保障市場主體更多的權益。農產品市場化的歷程，一言以蔽之，就是產銷自由的歷程，也是市場主體權益逐漸得到保障和彰顯的歷程。

　　權衡是門大學問

　　從1992年正式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和2017年黨的十九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表述，市場經濟在我國的地位日益牢固。

　　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著日益重要作用的同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也日益老道。最明顯的表現，是改革從農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業、服務業，總是先易后難，逐漸推開，始終把握著市場化的漸進節奏。

　　就農產品市場而言，在改革初期，并沒有馬上廢除計劃經濟體制，而是把市場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的補充。在改革中后期，才逐漸退出國家統購統銷和國家定價的市場體系。

　　在農產品種類方面，改革也是先從蔬菜、水果、水產品和部分畜產品開始，逐步放松市場交易的地域限制，再分階段地推向粗糧、主要畜產品、糖料、油料、大豆、棉花和三大主糧。對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則采用雙軌制的市場化改革模式，其中最具戰略意義的糧食，也經歷了最長的改革歷程。

　　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舉一而廢百。中庸之道是權衡之道，也是實事求是之道。改革開放的40年，是實踐的40年。實踐的美妙與復雜之處，在于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價值取向能夠指導一切。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其間權衡是門大學問。

　　事實上，在農產品市場改革的不同階段，都能看見政府的擔當、作為和權衡。

　　1988年，為緩解農副產品緊缺的問題，農業部啟動了“菜籃子”工程，短短幾年解決了城市的農副產品供應問題。隨著形勢的發展，又從生產、流通、質量和政府調控等多環節入手，優化了產品區域布局，不斷提升標準化水平，大幅提高了農產品質量水平。

　　20世紀90年代末期，農業稅及依附其上的各種費用(三提五統)，讓農民不堪其苦。2000年，國家開始農業稅費改革試點。2003年全面實行，2004年開始降減，直到2006年全面取消，實行了2600年的農業稅制度成為歷史煙云。

　　與此同時，2001年我國加入WTO以來，受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影響，政府調控農產品市場的難度和代價越來越大。針對發達國家成員的補貼，國家開始研究直接補貼問題。2002年，開始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作物良種補貼試點。

　　尤其是在糧食連續5年減產之后，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于1986年之后再次聚焦“三農”問題。為了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在減稅，全面實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等直接補貼之外，另一種補貼，保護價政策也于2004年登臺，即國家劃定一個最低價，當市價低于保護價時，國家按照保護價敞開收購。對小麥、稻谷的保護價政策，是最低收購價格政策;對玉米、棉花、大豆等的保護價政策，是臨時收儲政策。

　　一減多補，標志著農業進入全面支持和保護的時代。2011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鮮活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的意見》又明確提出，要改造和新建一批公益性農產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和菜市場。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砥礪奮進，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日益凸顯，政府也在寫就放管服的大文章。

　　在經歷20世紀90年代中期具有公益性質的“官辦”批發市場市場化改革之后，2014年，商務部重啟公益性農產品批發市場的試點建設。截至2017年，全國已建成253個公益性批發市場和5291個公益性零售市場，初步形成了覆蓋國內大中城市、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益性農產品市場體系。

　　2014年開始探索建立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積極推動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完善糧食等重要農產品收儲制度，在穩定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基礎上，開展玉米收儲“市場化收購+補貼”的改革;啟動了棉花、大豆目標價格補貼試點，2017年將大豆目標價格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補貼”的新機制。

　　農業系統不斷加強市場信息服務，信息預警服務提檔升級，信息進村入戶激活農村潛力;田頭市場正在將農產品“存得住、運得出、賣得掉”變為現實，農業生產要素市場表現活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取得重要進展，農村集體資產開始活化;市場主體能力大幅提升，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以及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迅速。規模化、標準化生產，產業化經營，信息化產銷，品牌化營銷，使更多安全優質的農產品“產出來”，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確保了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在新時代，小崗村和新發地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變。

　　2014年，嚴宏昌一個電話把曾經屢次返鄉創業的嚴余山叫了回來。這次又回到家鄉，他創辦了一個網店，售賣家鄉的各類土特產。今年4月，小崗村自己的電商平臺正式上線，開通了50個特色產品網店。電商平臺負責人就是嚴余山，在電商、創客、新農人之外，他還有一個身份，小崗村黨委委員。

　　而2016年試點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以來，小崗村今年2月實現了村集體資產收益首次分紅。全村4288位村民每人領到350元的分紅款。他們都有了一個新的身份：股東。

　　2015年，新發地村黨總支書記、新發地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玉璽也有了一個新搭檔，新任命的新發地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月琳，已經跟他干了10年的兒子。

　　今年，在全國4600多家農產品批發市場中，新發地市場交易量、交易額已連續多年雙居第一。新發地的農產品來自世界各地，其價格指數也早已成為引領中國農產品市場的風向標。而這名學醫出身，干過放射科大夫、雜志社編輯的總經理，更夢想著如何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把新發地批發市場改造成花園式的城市配送中心。

　　未來已來，唯有革故，方能鼎新。

　　回望改革開放40年，在并不顯眼的農產品市場一隅，同樣波瀾壯闊。先輩們胼手胝足，篳路藍縷，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慶祝改革開放40年，在向他們致敬的同時，或許我們更須牢記，改革仍在路上，是河流就有漣漪，是征途就有路轉，風物長宜放眼量，只要堅持解放思想，跳出與時代不符的條條框框，堅持保障市場主體正當權益，激發市場活力，堅持實事求是，按照規律辦事，就一定能夠迎來似海的前程，成就偉大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