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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農耕文明，也留下了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自200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發起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倡議以來，已有22個國家的59項傳統農業生產系統被列入保護名錄。農業文化遺產已經成為繼自然遺產、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外一項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計劃。

　　我國是該倡議的最早響應者、積極參與者、堅定支持者、重要推動者、成功實踐者和主要貢獻者。習近平總書記對農業文化遺產非常重視，2005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就對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成功入選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作出批示。目前我國以15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位列各國首位。農業農村部已發布5批11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覆蓋了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36個縣級行政區域。

　　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工作進展如何?面臨哪些挑戰與問題?今后應該如何進一步傳承和發揚?本刊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農業農村部全球/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閔慶文先生。

　　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的重要性正在顯現

　　記者：對很多人來說，農業文化遺產可能還是一個新事物，或者說新概念。作為長期參與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工作的專家，您能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農業文化遺產嗎?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又體現在哪些方面?

　　閔慶文：是的，許多人對農業文化遺產還比較陌生，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和保護重要性也沒有得到充分認識。農業文化遺產，嚴謹一點講，應當是“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按照原農業部2015年8月發布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管理辦法》中的定義，“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指我國人民在與所處環境長期協同發展中世代傳承并具有豐富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完善的傳統知識與技術體系、獨特的生態與文化景觀的農業生產系統，包括由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認定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和由農業農村部(原農業部)認定的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China-NIAHS)。”

　　針對快速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技術的應用所造成的傳統技術喪失、生物多樣性破壞、農業生態系統功能退化和農業發展不可持續等問題，聯合國糧農組織于2002年8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世界可持續發展峰會”上，發起了GIAHS保護倡議，并在全球環境基金(GEF)等的支持下實施了“GIAHS動態保護與適應性管理”項目。該項目以《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公約》《21世紀議程》等為基礎，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及其有關的景觀、生物多樣性、知識和文化保護體系，并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認可與保護，使之成為可持續管理的基礎。截至目前，已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南美洲、歐洲的22個國家的59項傳統農業系統被列入GIAHS保護名錄。

　　中國是GIAHS倡議的最早響應者、積極參與者、堅定支持者、重要推動者、成功實踐者、主要貢獻者。目前不僅以15個項目位居世界各國之首，而且在發掘與保護、利用與傳承、科研與宣傳、示范與推廣等各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在許多方面推動和引領了世界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工作。

　　2012年3月，原農業部正式開展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China-NIAHS)發掘與工作。經過地方申報、專家評審、網上公示等環節，陸續發布了5批共118項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涉及136個縣級行政區域。這些系統性遺產發展歷史悠久、農業產品獨特、生物資源豐富、文化特征鮮明、知識與技術體系完善、鄉村景觀優美，并具有活態性、適應性、復合性、戰略性、多功能性和瀕危性等顯著特征。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工作的啟動，不僅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開展國家級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的國家，也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符合遺產特點的“政府主導、分級管理、多方參與”的保護機制逐漸建立起來，并在我國農村生態文明建設、農業文化傳承與發展、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和美麗中國建設的重要抓手，也助推了國際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快速發展。

　　亟須加強多學科、多部門協作

　　記者：作為后起之秀，與其他類型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相比，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工作是否也會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或者說，這項工作有哪些地方因為它的獨特性而需要有所創新呢?

　　閔慶文：與其他類型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相比，農業文化遺產發掘和保護起步較晚，很多方面還很不完善，可謂任重道遠。許多人對農業文化遺產的深刻內涵、現實價值和系統性與活態性特點缺乏認識，也正是因為如此，缺乏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來支撐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發展，還沒有建立起多部門協作保護的機制，造成遺產系統的破碎化，也使其巨大的潛在價值遠沒有發揮出來。為此，本次政協會議上我在提案中建議：

　　一要系統總結、推廣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的成功經驗，并向國際社會宣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中國方案。以我國第一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獲得認定和習近平總書記就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批示15周年為契機，系統總結我國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生態保護、文化傳承等方面的成功經驗，推進全國農業文化遺產發掘和保護工作的更好發展。借助“南南合作”等平臺，推動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工作，以保持我國在該領域的話語權和領導權。借助“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合作、中歐合作、中非合作及其他雙邊、多邊合作平臺，推進同類型農業文化遺產地之間、區域性農業文化遺產地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擴大我國在該領域的影響力，為國際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要組織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為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提供有效科技支撐。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絕大多數都處于重要生態功能區，一半以上處于各類自然保護地中或周邊;三分之一以上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三分之一以上為民族地區。因此，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自然在內的區域發展問題，涉及生態保護、農業生態、文化地理、農業歷史、民俗文化、農業經濟、鄉村治理、產品加工、鄉村旅游等多個學科，建議在脆弱生態系統修復或農業農村發展等領域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設置有關研究項目，從生態與文化保護、產業融合發展、多方參與機制等方面開展研究與示范，為農業文化遺產發掘、保護、利用和傳承提供有效和持續的科技支撐。

　　三要充分認識農業文化遺產的系統性與活態性特征，加強多部門協同，整合政策與資金資源，推動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健康開展。農業文化遺產與其他一些自然和文化保護項目存在著類型交叉、空間重疊現象。例如，云南紅河哈尼梯田不僅是全球和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還是世界文化遺產、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國家濕地公園、國家4A級景區，周邊有自然保護區，里面有中國傳統村落、國家和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是科普教育基地、中小學研學基地等。顯然，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不僅是農業部門的工作，同時也與文化旅游、水利、林業草原、住建、科技、教育以及發改、財政、民族、扶貧等部門的工作多有交叉。即使在農業系統內部，也涉及農村社會事業、國際合作、種植業與養殖業、農產品加工與質量安全、休閑農業、農業資源與生態等多個部門。需要加強系統內部有關部門以及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協作，整合政策和資金，更好推進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也應重視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

　　記者：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因為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和生態文明戰略，也備受人們關注，與農業文化遺產有什么關系呢?

　　閔慶文：在這次會議上我還提交了一個關于在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中注重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的提案。自1956年建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以來，我國已陸續建立了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功能多樣的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自然遺產、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和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因為各種原因，還存在著管理體制與機制不完善、部門交叉、空間重疊、連通性不強、破碎化嚴重、保護與發展矛盾突出等問題，嚴重影響了高質量生態產品的供給和美麗中國的建設。在此背景下，國家啟動了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試點，不斷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由于對“最嚴格的保護”理念上的偏差和對傳統農業多功能價值的認識不足，出現了割裂人地關系的“封閉式”傾向，對于長期居住于其中或周邊的居民而言是空有綠水青山但毫無金山銀山，僅靠移民搬遷難以長期生活在那里的大量人口，也造成了對傳統民族文化的破壞。自然保護地內和周邊有著大量社區和居民，他們與自然長期相依共存，協同演化，是這些區域生態文化的創造者和生態保護的實踐者。中國的國情也使得我們不可能采用“荒野式”的自然保護方式，中國的國家公園也不可能建在無人區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經濟與生態協同才是中國國家公園及其他保護地建設的美好愿景。為此，我在提案中建議：

　　一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充分發揮社區居民在國家公園建設和自然保護中的重要作用。國家公園內的居民早于國家公園的設立而在當地繁衍生息，早已成為與自然生態系統共生共榮的一分子。對當地居民不應簡單地“遷出”，而要讓他們成為國家公園的建設者和自然生態的守護者。例如，世居于三江源地區的藏族牧民是這片神秘土地的守護者，他們更了解草原與濕地的變化，也更加清楚野生動物的習性。他們在脆弱的環境里形成了敬畏自然、保護生態的自然觀和民族生態文化，發展了抗御自然災害風險的能力，遵循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產方式。“生態管護員”崗位的設置，強化了當地牧民對大自然的珍愛，使他們更加清楚了國家公園建設的重要意義。調查表明，他們已不再簡單地將生態管護員崗位看作謀求更多收入的“工作”，而是一項保護自然生態的“使命”。

　　二要充分發掘傳統農耕文化的生態保護價值，推動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地中的農業文化遺產申報工作。在各類自然保護地中，留存著類型多樣、生態與文化價值突出的傳統農業生產系統。例如，位于錢江源國家公園里的開化山泉流水養魚系統、位于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的瓊中山蘭稻作文化系統等，都已被列入農業農村部的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以系統性與活態性為主要特征的農業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目的就是對傳統農耕技術、傳統文化、生物多樣性、生態與文化景觀實施系統性保護和適應性管理，促進這些經濟落后、生態脆弱、文化豐厚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但還有很多項目沒有申報，也難以得到有效保護。例如，位于三江源國家公園的藏族草原游牧、位于武夷山國家公園的茶文化系統、位于洋縣朱鹮自然保護區的稻作生產等等都是極具價值的農業文化遺產。

　　三要通過農業文化遺產的發掘保護和生態產品價值的轉換，實現國家公園和保護地生態與經濟功能的協同提升。實施“最嚴格的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守住綠水青山，守護綠水青山的目的是為子孫后代留下金山銀山，守住綠水青山的途徑是將綠水青山轉換為金山銀山，實現生態與經濟功能的協同提升。應當將農業文化遺產發掘作為生態價值轉換試點內容，通過拓展農業的生態與文化功能，發展文化體驗、研學康養、科普教育、生態旅游等，實現生態、文化、農業、旅游的有機融合，逐步建立起以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形成符合我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地體系。

　　記者：以人為本，是否意味著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首先要在體現對人的保護上?

　　閔慶文：農業文化遺產是活著的歷史，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是“冷凍式的”保存，而是動態保護，就是在通過遺產內涵不變基礎上的發展促進保護。當地居民是遺產的創造者、所有者，也是最主要的保護者。因此，只有在保護中受益，他們才愿意繼續經營農業，才能實現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