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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學，又稱呂氏家學，在北宋時已經形成，包括理論和實踐兩部分。理論，即學說，主要是二程理學的內容，唯呂學的學習方法和態度獨標一格，即“多方求師，不名一師，轉益多師，學以致用”，這是與其他理學派別不同的。另外還有實踐方面的內容，就是以《鄉約》《家教》為引導，實行公共道德和家庭道德教育。這是呂學的標新立異之處，當時就著稱朝野，因此呂學又稱理學名宗。“理學名宗”之“宗”是宗派之“宗”，也是宗族之“宗”，舉呂氏宗族之力，推行具有實踐內容的理學，這在其他姓氏少見，在宋朝學術發展史上也是少見的。

　　《鄉約》在呂氏聚居地實行，為呂氏族人所必遵，故被稱為《呂氏鄉約》。它首先于北宋熙寧九年(1076)在陜西汲郡藍田實行，又稱《藍田鄉約》。鄉約是一種鄉里公約的意思，內容是在日常生活各方面，鄉人互相幫助，互相勸善戒惡，目的是為了使風俗淳厚。為了讓這些辦法易于實行，并且能夠持久，也建立相應的組織，還推舉約正主持其事。約正又安排大家輪流擔任值月，定期聚會，記錄并賞罰善行惡行。這是民間發起的自治，對維持當時的社會穩定和鄰里家庭和諧相處起了一定作用。

　　《呂氏鄉約》的作者呂大鈞，京兆(陜西)藍田人，1031年至1082年在世，28歲中進士，曾知綿州巴西縣，后來辭官回鄉奉養父親。任宰相的二哥呂大防請其監鳳翔府造舡務，在討伐西夏時跟隨李稷辦理轉運時病故。他為人質厚剛正，重視禮義。他平生不求官職，過人之處是在禮學上能夠行其所知，在當時倍受士人推崇。呂大鈞作《鄉約》，是為了感化鄉里。時人在呂大鈞的墓志銘中發現，他是在給父親辦喪事時開始實踐禮學的，他的《鄉約》也是逐漸完善的，最后集大成于《鄉約》和《鄉儀》，統稱《呂氏鄉約》。創立和實施鄉約，的確是呂大鈞一生最大的功勞，這是亙古以來民間首創的成文的自治制度，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個村規民約。后世學者王守仁、牛兆濂、梁漱溟對其深為佩服并受其影響。朱熹對《呂氏鄉約》的作者曾專門考證，在讀到呂大鈞的著作，并且找到鄉約的原稿及有關書信后，才斷定呂大鈞是作者。朱熹還把鄉約的文本加以潤色，增添在自己的文集中?！端问贰分幸舱f：“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這里把鄉約的內容也說清楚了。

　　鄉約在當時也給呂大鈞惹了一些麻煩，特別是蔡京當權后，主要是說有結黨的嫌疑。“傳聞者以為異事，過加論說”(見呂大鈞答劉平叔的信)。原因在于它是民間自發興起的，不是上面號召的，在專制的制度下，“非上所令而輒行之，似乎不恭”，“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則上下厭服而不疑。今不幸出于愚且賤者，宜乎詆訾之紛紛也。”(同上)為此，朝中政爭激烈，鄉約的事鬧得風風雨雨。曾任宰相的二哥呂大防擔心因此引起刑禍，一再寫信勸呂大鈞等把鄉約變成家儀或家學，“以免干政之嫌”。所以，《呂氏鄉約》一直作為呂氏家族躬行實踐的做法傳之后代，并且成為呂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呂學中最有實踐意義并顯示社會效果的，就是《呂氏鄉約》。當時的朱學(朱熹的學說)還在自圓其說之中，更談不上付諸實踐。而呂學兼收眾說之長，又有鄉約的實踐效果，聲名更在朱學之上。

　　隨著北宋敗亡，宋室南渡，呂學也隨南遷的呂氏官宦和儒人帶到東南偏安之地，呂氏族人最先落腳的地方是婺州官居地。呂規叔(諱名大椇)從婺州遷入剡西辦鹿門書院，也把呂學帶入嵊州。呂規叔家族自五世祖呂公著起，“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呂公著為慶歷進士，官至宰相，自他之下，“大用者二十七人”，換句話說，從他算起，呂氏一族出了四十四名出類拔萃的學者，其中就包括呂規叔，他遷入了嵊州，成了呂學的傳播者。

　　呂學在南宋，因博采眾長，沒有門戶之見，也不黨同伐異，又有實踐效果，為眾多儒者認同趨從，朝廷也無異議。而朱學，在韓侂胄當權時，曾被視為“偽學”，朱熹則被打成“逆黨”，學術活動也被取締。而呂學雖學說傾向朱學，成員與朱學一派有所交往，但未被牽連，仍在民間被遵從發展，直至后來由呂規叔的侄子呂祖謙，發展成學術上的東南學派(婺學)，這是后話。

　　明朝后，朱學被朝廷認可，其學說被朝廷作為“牧民”的統治思想。朱熹生前多次上疏，要以自己學說用作教化的愿終于實現。直至清代，他學說中的“天理”作為“三綱五常”的注解，全然成了封建統治的根據和說教。朱學的有效生命也隨封建統治一去不復返了。而此時，呂學仍安居于“家傳”地位，沒有走上廟堂，只是在呂氏族人中代代相傳?！秴问相l約》更是與呂氏族人如影隨形，繁衍到哪里，遵從到哪里。因而，非呂氏族人也仿照制訂“祖訓”、“族規”等，刊列于譜冊，在本姓族人中傳為規矩。至今在呂氏聚居地的祠堂和民居(臺門)，還可以找到以呂學發祥的文化遺跡。

　　呂氏鄉約最初直接實施范圍不會很大，也就是呂氏所在的本鄉本族，時間也不會很長。據學者楊開道估計，呂大鈞從創作鄉約到去世，除去中間外出任職，他實際在鄉里推行也就幾年而已。而這幾年，呂大鈞所做的則是開創性的工作，因此黃宗羲《宋元學案》專列藍田學案。后來，隨著呂氏的遷徙發族，鄉約的實施就蔚為可觀了。學者楊開道在專著里說：“呂氏鄉約的基本主張，在樹立共同的道德標準，使個人行為有所遵守，不致溢出標準范圍以外。這種步驟在禮學里面，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楊開道稱贊它在制度傳承上的意義。中國農村的成訓習俗向來是世代相續，口頭相傳，從沒有見之于文字，見之于契約。而制度必需成文，才可能行之廣泛。“由人民主動主持，人民起草法則，在中國歷史上，呂氏鄉約實在是破天荒第一遭。”(見《關中叢書》)另一位學者蕭公權也肯定《呂氏鄉約》的首創性：“呂氏鄉約于君政官治之外別立鄉人自治之團體，尤為空前之創制……此種組織不僅秦漢以來所未有，即明初‘糧長’‘老人’制度之精神亦與之大異。蓋宋、明鄉官、地保之職務不過輔官以治民，其選任由于政府，其組織出于命令，與鄉約之自動自選自治者顯不同科也。”(見《中國政治思想史》1982年版)

　　《呂氏鄉約》被奉為鄉約的鼻祖，對后世影響很大，見之于各姓氏家譜的鄉規民約不勝枚舉，也是看中《呂氏鄉約》的實踐性和操作性，鄉里族人“勉為善，而恥為不善”，風俗自然就會改善。一種好的制度總是會有人來仿效學習的?！秴问相l約》的文本還被翻譯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家。金安國(1478?1543)就譯成《呂氏鄉約諺解》一書。至今朝鮮流行的有關鄉約制度的書籍近20種。

　　可見，一種學說的生命力，并不在于當時的名氣和轟動，而在于它的實踐性和被實踐檢驗的效果。呂學中的《呂氏鄉約》對于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不無借鑒意義。

　　(呂先義)

　　摘自嵊州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