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逐漸體會到爸爸劉伯承對我的愛是多么深沉,對我的教育是多么深刻和重要。
從書法、文學、歷史到為人的準則和思考問題的方法,爸爸都給我很多教育。雖然我沒有能力把這么豐富的內容全部有條不紊地歸納起來,但是每當我遇到困難,它經常切切實實地給我智慧和勇氣。
我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聽媽媽說,爸爸希望我長大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有感于三國東吳名將呂蒙奮發上進,被稱為“吳下阿蒙”的典故,給我取名“阿蒙”。
1967年春天,爸爸在南京治療眼疾,我隨后也來到這個闊別了十年的城市。
來到爸爸身邊,爸爸就是我的老師,在那個“焚書坑儒”、學業俱廢的狂熱年代里,我又做學生了。當時,爸爸給我規定的兩門主要功課,一是古文,一是書法。
爸爸經常對我說,“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時,總要同時把我叫起來,讓我背書、習字。
那時,爸爸的視力已經不好了,但他的記憶十分準確。他青少年時期讀過的《古文觀止》,幾乎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飯后,他都要檢查我背書。由于我不用功,很怕檢查,就把檢查叫作“晨關”。
在南京那段時間,爸爸不僅教我學習古文,提高文化素養,更重要的是教給我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想起這些,我也像許多孩子一樣,覺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972年初,學校決定將我們系遷往四川。爸爸見我流露出不想學工想改學文的情緒,便問我最近在看什么書。我告訴他,在看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由于我看小說往往只注意情節,所以當爸爸讓我具體分析一下這部作品時,我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爸爸幫我分析了這部作品的主題以及作品的不足,還特別結合“薇拉的夢”,給我講作者如何通過細節表現自己的主題思想。
爸爸很喜歡俄國文學。在他眼睛好的時候,常以閱讀俄文小說和劇本作為休息,許多古著中的章節還能背下來。
爸爸講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阿蒙,你要去四川學習了,我有些放心不下。怕你讀書不求甚解,不去分析。你愛好太廣,卻又不專心于自己的學業,這是不對的。對待事物,要有一般的留心和特別的留心,分清主次,分別使用心力。而你不愿多想,讀書連一般的留心都沒有,這就更不對了。”
我聽了爸爸的批評,低頭不語。
爸爸停了一下,又接著說:“你學習外語,光記單詞是不行的,要掌握人家的語言規律”。他比喻說,單詞就像一個個銅錢,語言規律就是一根錢串子,如果你沒有這根錢串子,就拿不起那些散落的銅錢。
爾后,爸爸又給我講了他學習外文的一些體會。他年輕時,在國內一直學習英文,三十五歲那年,黨派他去蘇聯學習軍事,當時他連一個俄文字母也不認識,硬是靠用功和細心地研究語法規律,把俄文學通了。他說:“外文就像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門,多打開一扇門,就多一條認識世界和學習知識的途徑。”
爸爸又問我在學校專業學習的成績。我的專業學習還不錯的,就得意地告訴爸爸:“只有一門四分,其余全是五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爸爸竟然生氣地說:“你總是不能用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你要記住‘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夜已深了,媽媽進來催爸爸去休息。 爸爸站起來要去臥室了,又轉過頭對我說:“常言說,‘兒行千里母擔憂’。去四川后,要常給我們寫信,談談你的生活、學習。我老了,以后你獨立生活的日子還很長。我所希望的,就是看到你成為一個能夠克服困難的人。”
媽媽扶著爸爸要走出門的時候,我聽見爸爸對媽媽說:“四川下雨多,我讓你給孩子買的雨鞋,買了嗎……”
我看著爸爸媽媽的背影,不知怎么,鼻子一酸,眼淚從臉上淌了下來……
十多年過去后,每當我遇到了困難,或懶惰又鉆進了我的頭腦時,我一想起爸爸對我的批評、期望和無限深情,就會振奮精神去加倍地工作,向生活中的“高標”攀登。
(劉 蒙)
摘自《中國教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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