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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歲的中央黨校教授張虎林曾多次參與一號文件的調研和起草工作。“一號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下發的第一號文件，40年里，有20個一號文件與“三農”有關，勾勒出了一幅農村改革路線圖。

　　首個一號文件

　　1981年8月，時任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奉命領銜起草一份文件。包括王岐山、陳錫文、周其仁在內，三十幾個年輕人拿著8000塊經費，頂著42℃高溫，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做調研。他們最終形成的總報告得到中央認可，成為1981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前身)的討論依據。會后不久，時任國務院領導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建議讓群眾自愿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

　　據此，杜潤生帶著研究員們開始起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1981年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份文件，將“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列進“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中，且長期不變。

　　該文件在1982年元旦發出，成為新年第一號文件。

　　胡耀邦聽到農村干部群眾對首個一號文件反映良好后，公開表示“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

　　一切“便宜”的項目已出臺

　　1982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掛牌，杜潤生任主任。接下來幾年，每年春節一過，農研室就忙著布置當年的調研題目，為次年的一號文件準備。

　　1983年的一號文件是前五個一號文件中唯一經政治局討論定稿的，另四個都由書記處討論，政治局委員圈閱。

　　1984年的一號文件繼續鞏固成果，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長到十五年以上，并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到農村集鎮務工經商，給農村的市場經濟開了口子。

　　王小魯曾多次參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號文件的調研工作。他說，他當時去四川調研，趕上柑橘大豐收，地方政府在公路和鐵路設卡，只準供銷社統一收購，禁止私人外運，導致柑橘大批腐爛。造成這一局面的一個原因是，長途販運農產品在當時還被認為是“投機倒把”。

　　胡耀邦的秘書李漢平在回憶中提及，直到胡耀邦赴山東考察時作了定調，局面才有所改變，胡耀邦表示，“長途販運不是投機倒把。他們是搞活經濟、搞活流通，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販子’”。據此，改革統派購制度、調整產業結構成了1985年一號文件的主要內容。

　　1986年冬季的某一天，杜潤生和農研室幾位領導聚在北京京西賓館，認為“對于中國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項目已經出臺，不觸動深層結構，再不能前進一步了”。1987年的一號文件，已和農村改革無關。

　　再次聚焦“三農”

　　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已是18年后。

　　2004年一號文件的主題是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張虎林認為“這是‘三農’問題的重要轉折點，中央又把‘三農’擺在重中之重。”

　　2005年的一號文件仍把促進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放在重要位置，并要求“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那兩年，農業收成都不錯。

　　到了“十一五”開局的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將主題定為新農村建設，明確提出國家要把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城市反哺農村的新階段正式開始。正是從這一年1月1日開始，延續千年的農業稅被廢止，中國農民正式告別“皇糧國稅”。

　　“從‘三農’角度講，基本的方針、路子都涵蓋了。”張虎林如是總結新世紀前三個關于農村的一號文件，“2004、2005、2006年分別講了農民、農業、農村，建立起‘三農’工作的基本框架。此后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更加具體的工作。”

　　上述三個一號文件發布后的十余年間，農村經歷發展的黃金期，糧食產量提高，農民收入上漲。但放眼全國，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依然突出。因此，新世紀以來數個一號文件都強調城鄉發展一體化，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作為十九大后的開局之年，2018年一號文件的主題便是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全面部署。

　　(張   珺)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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