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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驚雷之后必有狂風暴雨。

　　“張書記點你名了!”隔壁老杜走進我辦公室，對我說。

　　我望著他。他看出了我有點懵，慢條斯理地坐在我對面，給我解釋。

　　這里說的張書記，是當年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張勁夫;這里說的老杜，是由安徽省蕪湖地委更名為宣城地委的宣傳部理論教育科科長杜誠。

　　作為安徽日報派駐宣城(原蕪湖)地區記者站記者，我辦公室就設在地委宣傳部，與理論教育科緊鄰。

　　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的杜誠科長，滿腹經綸，常和我談天說地，說古論今。原二野軍政大學政治系畢業的我，所學是研究和駕馭戰爭，與他擁有的知識有很大差距，但對一些時事和社會問題的認識，卻有不少共同點。我們很談得來。后來，他當上了宣城地委書記，又當了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兼省委宣傳部部長，在安徽省政協副主席位上退休。

　　原來，頭天，他參加了省委在蕪湖鐵山賓館召開的皖南地區縣以上干部大會。才到任兩三個月的省委書記張勁夫，在會上先是點名批判了新華社安徽分社社長尤淇，接著又半點名批判安徽日報兩位記者鼓吹資本主義單干，反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之所以說后者為半點名，是因為張書記只點了安徽日報的名，沒有點兩位記者的真名實姓。

　　這兩位觸犯了涉及什么主義大忌的安徽日報記者是誰?為何老杜認定其中一位是我?

　　這事發生在1980年4月下旬。

　　之前，以萬里為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為解決農民吃飽肚子的問題，曾出爐了一個“省委6條”，總精神是取消一些對農民的限制，讓農民種地有更多自主權。

　　原被一條條禁令緊緊束縛的農民被松綁后，勁頭來了，一些地方如鳳陽縣、肥西縣，竟不安分地偷偷搞起了包產到戶。1979年2月，萬里干脆在肥西縣山南公社搞了個試點。當時的新華社安徽分社社長尤淇說，包產到戶如火山爆發，不可阻擋。他預見：這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勢。張書記批尤淇，就是批他這個論斷。

　　就在這個時候，報社群工部主任許大鈞來了。他要在我的工作屬地調研。作為安徽日報駐宣城地區記者站站長的我，理所當然要陪他前往。我們一起去到了從徽州地區劃到宣城地區不久的寧國縣(現寧國市)。

　　縣委宣傳部建議我們，去縣城邊的河瀝溪一個集體經濟搞得好的大隊看看。

　　在一條田埂小徑上，迎接我們的是四五個大隊黨支部委員。據說，大隊黨支部書記是黨的十一大代表(也可能是十大代表，記不清了)，到北京開會去了。

　　南方的農村，綠鋪翠蓋，磚墻青瓦，生機盎然。仲春的暖風不時送來泥土的芬芳;陽光直照頭頂，并無熱燥，反覺爽朗。這個屬于安徽富庶之地的皖南農村一隅，確實見不到當年皖北農村那種窮困凋敝的影子。

　　“包產到戶能搞嗎?”緊隨我后的一個大隊黨支部委員，突然向許大鈞和我兩個省報記者提問。

　　“怎么不能搞?”因提問人離我太近，未與許大鈞主任商量，我就猝不及防地沖口答道。

　　緊接著，我聲音很輕地反問這位黨支部委員：“你們集體經濟搞這么好也想包產到戶?”那時，我對包產到戶的認識，還停留在是貧困農村解決吃飯問題的靈丹妙藥上。

　　他沒有否認，也沒有肯定，只是抿嘴淡淡一笑。稍停，他說：“包產到戶，違犯黨紀國法，是要坐牢、殺頭的。”語出鏗鏘，聲調很高。在我非常吃驚的剎那，他補了一句：“這是我們縣委書記在全縣4級干部會上講的。”

　　一句話，下意識地從我嘴邊流出：“沒那么嚴重吧。”聲音小到像是自言自語。

　　好大的口氣：違犯黨紀國法。誰知這位縣委書記如此兇狠的定論有何來頭。殺氣騰騰啊：坐牢、殺頭。舉起的豈止是棍棒。

　　連我這個被人稱為見多識廣的省報記者，都感到了這番話驚雷壓頂的沉重，何況普通農民。

　　盡管如此，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可以試試嘛。”也不知這時我的膽量是從哪里來的。

　　省委書記張勁夫，在皖南地區縣以上干部大會上批判的安徽日報兩個記者，鼓吹資本主義單干，反對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全過程就是如此。

　　在與老杜聊天中，我曾把這個全過程告訴過他，并征求過他的意見，他不認為我的言行有什么錯。當他在風景秀麗的蕪湖鐵山賓館禮堂聽到省委書記批安徽日報兩個記者時，立刻就感覺到指的是我不久前對他講過的這件事。記得他次日一上班就來告訴我特地說了一句話：“你昨天沒去，我去了。”意思是，作為談得來的好朋友，出了這么大的事，他有責任轉告我。

　　在一個省里，被省委書記點名批判，并提高到搞什么主義的最大政治高度，是天大的政治事件，與“通天”無異。

　　那個年代，改革開放剛起步，社會政治生態中，左傾政治的濃霧，還不時飄來飄去。不能不想到一種奇特的天氣景象：伴隨驚雷而來的，往往是疾風驟雨。省委書記發怒了，并且定罪在搞什么主義的最高政治原則上，既違反黨章總綱，又違犯憲法總綱，可以開除黨籍，也可以開除公職，甚或，牢獄之災就在前面等著，就算從輕發落，也難免撤職查辦。

　　真闖大禍了?!難道那位縣委書記“坐牢、殺頭”的恫嚇，要在我身上發生?

　　新到的省委書記反對包產到戶的態度早就知道，我一再肯定包產到戶，膽量是從哪里來的?

　　大約是1978年，中共蕪湖地委(當時尚未更名宣城地區)召開擴大會議，擴大到縣以上干部參加，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討論很快聚焦到包產到戶上。

　　是時，全地區沒人搞包產到戶。雖然，以萬里為書記的中共安徽省委對包產到戶的態度是，不反對，可以試驗，支持試行，但在蕪湖地區，一直擁者噤若寒蟬，反者穩居高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一下改變了這種死水一潭的局面，擁護和反對包產到戶兩種意見，激烈交鋒，勢均力敵。

　　我從始至終目擊了這場大討論。

　　雙方都擺事實講道理，其中不乏生動感人的事例和通俗深透的論理。無論是對集體經濟的贊美，還是對包產到戶的歌頌，也無論是對集體經濟的詬病，還是對包產到戶的鞭撻，對我都是一次具體又生動的教育。我如實地把這場激辯，寫成了長篇通訊。不久，安徽日報以“這一課補得好”為題，在二版頭條刊出。

　　當日，省委即通報全省，號召各級黨組織認真閱讀此文。

　　明眼人都能清楚地看出，筆者即我在客觀公正地描述雙方尖銳對立的爭辯時，是傾向于肯定包產到戶符合當今中國農村大多數人愿望的實際的。省委就此文的及時通報，實際也表明了省委的這種傾向。

　　寫作這篇通訊時，我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是純客觀主義地寫，還是要有作者的傾向性?

　　1975年和1976年，我作為省委工作組副組長，被派到淮河南岸的霍邱縣陳埠公社三岔大隊搞路線教育的情景，一直在腦子里晃蕩。

　　我走訪了全大隊幾乎所有的農戶，都是家徒四壁，很難見到一戶人家有一件像點樣子的木制家具，床是泥巴坯子砌的，中間鋪一些秸稈和干草，桌凳也是泥巴坯子砌成腿，在上面鋪一層秸稈，再糊一層泥面，好多人家連裝糧食的缸，也是泥巴做的。我特別佩服他們以稻草當筋做泥巴大缸的手藝。幾乎一切用具，能用泥巴做他們都用泥巴做。我暗稱這里是一個“泥巴世界”。全大隊沒有一間瓦房，很難見到有蚊帳的人家。一日三餐都喝稀粥，能有咸菜下飯，我們當時就稱他“小康”。

　　這個大隊的生產條件應該不錯，土地平整，溝渠縱橫，需要時，淮河水可直接流入田間，但水稻畝產僅200多斤，一個工分值僅一毛多錢，不夠當時買一包1毛9分錢的最劣質的香煙。

　　農民從大田里幾乎得不到什么收獲，就把主要精力用來經營那一小塊自留地，或種菜腌咸菜，或也用來種水稻。凡自留地種的水稻，產量都比集體大田高很多，有一戶畝產竟達900多斤。

　　搞了一年路線教育，又弄了不少化肥之類的物質支援，三岔大隊的窮困面貌依然如故。

　　之前的60年代，我還在部隊服役，駐防蘇北鹽城地區的濱海縣黃海前哨，與農民貼得很近，有時就住在農民家里。那里農民的貧困，類似安徽的三岔大隊。我親眼看到，天寒地凍的冬天，一個數口之家，僅有一床棉被。無被子蓋的男丁，夜里只能睡在燒草的灶前草堆里，上面蓋一層蘆花被，兩邊用燒草把身體捂緊。所謂蘆花被，就是用蘆葦的花穗巧編成的草席。蘇北不睡火炕，但冬天和北方一樣冷。又一戶農家，全家只有一條棉褲，大冷天，誰外出誰穿，不論男女。

　　那以后，我一直在想，我們的農村，總不能老是這個樣子吧，新中國已成立20多年了。

　　中國農村究竟應該向何處去?

　　參加蕪湖地委擴大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和寫作通訊《這一課補得好》時，我一直是帶著這個問題的。

　　這場大討論給我的啟示是，盡管集體經濟有這樣那樣的好處，但當前的中國農村，總體上似不具備普遍發展的條件，中國農民多數似無從心里接受發展集體經濟的愿望;已初顯神威的包產到戶，似為當前中國農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突破口。

　　寫作通訊《這一課補得好》的筆尖，自然地流露出了我的這種愿望。我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包產到戶給農村帶來的生機活力，應該說融入了我的想法。

　　我在寧國縣河瀝溪那個大隊對幾個黨支部委員說的那三句話，也是我這種想法的下意識流露。

　　左傾政治極盛時期，凡為高層領導詬病攻訐者，之后必遭群起哄責和嚴懲。這幾成一種模式。我不能不充分準備，迎接一場狂烈風暴的痛襲。尤淇社長被批，可能省委以后不會對他怎么樣，他畢竟是中央新聞單位的派出人員，而我這個在省委眼皮下的省委機關報記者，省委書記能饒嗎?

　　我拿起筆，給省委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長信，詳述了一遍這件事的全過程和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沒抱什么希望，試試運氣而已。

　　張勁夫書記反對包產到戶的傾向，盡人皆知。然而，他對其前任萬里當省委書記時省委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并未完全改掉。前任省委書記支持農村試行和實行包產到戶，也允許安徽日報公開宣傳包產到戶;張勁夫接任省委書記后，省委一方面仍允許農村搞包產到戶試驗，一方面又在一些場合嚴厲批判包產到戶，嚴禁公開宣傳包產到戶。那時，安徽日報仍不時刊出一些本省包產到戶的報道，但都加了“新華社電”的來頭，沒有了本報自己編發的“本報訊”。

　　信中，我放膽地說了這么幾點：

　　一、我不認為包產到戶就是搞資本主義，這僅是一種對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改變。

　　二、我認同包產到戶。與實踐了20多年的集體生產比較，包產到戶能讓農業增產增收，農民吃飽肚子;對一種生產方式的這種起碼要求，20多年的集體生產沒有做到。以包產到戶為突破口，也許能推動農業農村走向興旺發達。

　　三、我遵守了省委的紀律。省委規定包產到戶可以試，不準宣傳后，作為省委機關報的記者，我沒有為安徽日報寫過一篇包產到戶的稿件，即使這次在寧國縣河瀝溪那個大隊采訪，寫出登在安徽日報二版腰部右邊的新聞，也是宣傳他們集體經濟搞得好的經驗。

　　四、我在那個大隊說的包產到戶“怎么不能搞”，搞包產到戶要坐牢、殺頭“沒那么嚴重吧”“可以試試嘛”的話，是對大隊幾個黨支部委員說的，沒有一個黨外人士。我和許大鈞也是共產黨員。這應該算是在黨內吧。在黨中央對此事未作出不準搞、不準宣傳、也不準在黨內討論的論斷之前，黨員間議論此事出現不同聲音，應該是我們黨內正常民主所允許的。

　　五、從一個生產大隊到省委，中間要經過公社、縣屬區、縣、地區4級，大隊的幾個黨支部委員，不太可能把事件直接報告到省委。黨的基層組織發生了異樣事，逐級或越級報告到省委，都是正常的;這次的不正常是，原本并不違反黨中央和省委基本精神的輕描淡寫的兩三句話，到了省委書記那里，就被上升到了鼓吹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嚇人高度，染上了一層濃厚的煽動色彩，夸大成了該坐牢、殺頭的違犯黨紀國法。這明顯是中間層次那些領導人，為迎合上級領導，不實事求是、加油添醋、小題大做、無限上綱的結果，不惜走上陷害和冤枉同志的旁門左道。

　　心神不安地等了一段時間，并未等來狂風暴雨。

　　一天下午，地委副書記兼專員突然光臨我的辦公室。我們很陌生。他和地委書記都是不久前才調來的。這次是初次面對面。至今我也只知他姓張，卻不知他叫什么名字。

　　是因寧國之事代表省委來向我宣布懲處的?

　　不像，他很客氣。他用貶斥的口氣講到了事發當時的寧國縣委書記，說他憑想象亂匯報，誤導省地委。從他那里我知道，這位縣委書記已被免職，調到地區行署當計委副主任去了。

　　我終于松了一口氣。我們很談得來，圍繞寧國縣河瀝溪那個大隊的事，談了近兩個小時。他敞開胸懷，誠懇坦直，我也以誠相待。

　　他明確地表示，我在寧國縣那個大隊說的話沒有錯，錯的是那些層層向上的亂匯報，勸我別計較。我卻有點不自量力，痛斥了那位縣委書記和當上了黨的十一大代表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投上所好、不老實說真話的投機心理。他未表示異議。

　　顯然，這不是他的個人行為。那個時候，在安徽，農村包產到戶如春潮涌動，但干部中卻很難聽到肯定的議論。我的印象，對包產到戶公開持肯定態度的，縣以上干部中，只有當時的省農委主任周曰禮和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絕大多數都三緘其口。這位張專員這天在我面前開誠布公地對包產到戶的肯定，沒有省委給他的令箭，他不會開此大口。后來證實了我的這一認定。

　　1980年最后一個季度，我調回報社，任安徽日報編輯部農村組組長。此時，不準宣傳包產到戶的省委規定仍未改變。然而，包產到戶的稿子卻大量涌來，兩位副組長和我的桌上，每天都堆上一大疊。很長一段時間，我不能不執行省委規定，把稿子壓在組里。但這不是我們組十幾個編輯的愿望，也不是我的愿望。我老在想，一張省報，在全省廣袤農村滄桑巨變的重大歷史關頭，總不能老這么隔靴搔癢，無一篇自己的文字反應吧。如何才能打通讓這些稿件走向版面的通道呢?

　　一天，我試探著向總編室發了一組包產到戶的簡訊，想借此看看總編室、夜班和總編輯們的態度。安徽日報發稿程序很嚴格，每一篇稿子，從編輯發稿到見報，都必須經過編輯組(后改部)、總編室和夜班(單獨一個部門，先叫出版部，后稱夜班編輯室)三關，在總編室和夜班，不僅都有部門主管，而且還有值班總編輯把關。

　　我們當時并不清楚，鄧小平已對包產到戶作了肯定的表態，下面更不知道。

　　沒料到，這組簡訊稿，一路綠燈，不久即在二版下半版刊出。位置很低下，調門卻很高，夜班最后把標題“好啊，包產到戶”，做成了大號粗黑體，非常刺眼。估計那天看安徽日報的人，都看到了這個標題。

　　我出了一身冷汗。曾公開表露過對包產到戶不感興趣的張勁夫書記，會不會追查我們違反省委不準公開宣傳的規定?這組稿件，畢竟是從我的手里始發的，受處分，我這個專門管報紙農村報道的農村組組長，肯定是首犯。

　　以后的事實展示，張勁夫書記再沒對包產到戶說過“不”字。從此，不準宣傳包產到戶禁區的藩籬被拆除。

　　萌芽于安徽鳳陽、肥西的包產到戶，終于打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大門。

　　一陣嚇人的驚雷之后，風暴并未襲來。真可謂驚雷響后萬物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