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點三十分,陸佳瑜趕到甘肅郭煌市區東部的橋頭,和幾十個年輕人一起,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車。這位生于1993年的姑娘是莫高窟的講解員,她身邊的年輕人,有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者、有臨摹莫高窟壁畫的畫師、有通過數字化保護洞窟的“IT男”,還有為壁畫“治病”的修復師。
窟區距離市區25公里,大巴花費10分鐘出城,另外的20分鐘,則行駛在戈壁灘上。當千篇一律的黃色被一片綠樹林打破,很快就能看到莫高窟了。在南北不足兩千米長的斷崖上,開鑿著735個洞窟,由前秦至唐繪制的神佛居于其中,被視為“中國乃至世界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
過去幾十年里,一批批年輕人來到這片戈壁上,一邊守護千年佛窟,一邊學著與職業相處、與自己和解。
“上山”
來莫高窟工作之前,陸佳瑜在一個地質公園當導游。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講解員,考慮到“它背后的東西非常厚實,應該可以獲得成長”,陸佳瑜來了莫高窟。兩個月時間看完八本書,筆記寫滿兩個A4本,陸佳瑜發現:“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術的,建筑的……莫高窟根本學不完,感覺自己來對了。”
不過,并非每個人都像陸佳瑜一樣主動選擇了莫高窟,另一種答案是:畢業季找工作,無心插柳地來了。在敦煌,年輕人們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區叫“進城”。
2005年,俞天秀從蘭州交通大學畢業,聽說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簡歷,心里納悶:“莫高窟招計算機專業的干嗎?”
進入數字化研究所后,他被安排住在窟區的公寓里,樓旁是楊樹林,樹林旁是戈壁,沒什么人,更沒有一點兒聲音。那一年,手機是老式摩托羅拉,只有辦公的電腦享有一根網線。1981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娛自樂,去洞窟旁邊的水渠里撈魚,去沙丘上燒烤,有時凌晨被朋友從被窩里拽起來,天南海北地聊天。老院長評價那些年輕人:“有的人,肚子里憋著一股氣,晚上抱著吉他,爬到房頂,對著月亮一聲怪叫……”
“待兩年,肯定要走了”,這種想法在剛來莫高窟的年輕人中并不罕見。壁畫臨摹師彭文佳,學美術專業,來敦煌因為對藝術的向往。想要和外界聯系,她只能在每周三或者周日,乘班車“進城”去25公里外的網吧。登錄QQ,收到住在大城市的老同學發來的消息:“你們是不是要騎駱駝上班啊?”
“一擋掛到五擋”
今年是陸佳瑜在莫高窟從事講解工作的第四年,生活漸漸和工作融在一起。她不能忍受每次進洞窟都講同樣的內容:“覺得是在退步。因為它沒有盡頭,就會讓你想要不停探索。”
2018年,有機構發布“第一份工作趨勢調查”,數據顯示:80后職場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離職時間是三年半,90后是19個月,而95后,只有7個月。但在莫高窟工作的年輕人,幾乎大部分留了下來。曾經確信自己一定會很快離開莫高窟的人,在幾年、十幾年后,掰著手指列舉留下來的理由:工作環境單純、個人成長空間大、職業成就感強。
“天天進城”的俞天秀,前幾個月的“動搖期”過了,慢慢發現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務是在互聯網上建莫高窟,前期對洞窟壁畫和雕塑進行調研和測量,制定好數字化方案后開始圖像采集,然后經過拼接、檢查、定位糾正等后期處理,將莫高窟的影像以數字化的方式保存起來。
這是一支年輕的隊伍,成員大多以80后、90后為主,借助前輩的技術積淀和年輕人的創造力,至今已經完成了200多個洞窟的數字化工作。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在北京舉辦,出自數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影像。近40平米的《五臺山圖》,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跡畫,采用鳥瞰式的透視法,把五臺山全景記錄下來,從山西太原到河北鎮州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現在畫面里。
“以前我們的成果都存到檔案里,你拼完只有你見過,其他人見都沒見。那是第一次,整面墻的內容展現在大家面前。看到確實覺得自豪:哇,這是我做的。”俞天秀說。
陸佳瑜的同事邊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作為講解員,見證了“靠嗓子吼”到“使用智能講解器”的變遷,也見證了莫高窟游客的井噴式爆發。他記得,有前輩講過自己的經歷:剛來的時候愛夸夸其談,聲稱要做出一番事業,當時的研究院院長段文杰在一旁聽著,不哼聲,最后說了句:“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十年后再說。”
邊磊也沒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個十年,他說:“一擋掛到五擋,就一直往前跑了。”
“年輕過”
年輕人們也樂于講起“上上輩、上上上輩莫高人”的故事。
1935年,留學法國的青年畫家常書鴻在舊書攤遇到《敦煌石窟圖錄》,回國、四處逃難,在八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慶國立藝專國畫系學生段文杰遇到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摹展”,完成學業,在一年后來到莫高窟。從194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洞窟里“面壁”,歐陽琳、史葦湘、李其瓊、竇占奎……
曾經的絲路重鎮,在那時已經變成了邊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圍著,日光熾烈。因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臉、擦身、洗腳,用完還要留著派他用場;冬天睡覺前,把石頭放到灶里燒熱,然后用毛巾包起來,抱著取暖;夜里,為了看守駱駝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著獵槍防狼;天亮后,用鏡子和白紙當反光板,就著折射進洞窟的陽光臨摹壁畫、修復雕塑……
到現在,曾經的青年已經進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辭世。
“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對媒體說。
和前輩們相比,年輕人鮮少把“奉獻”掛在嘴邊,更多關注個性和自我價值的實現。陸佳瑜說:“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優越,工作環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來的,大多是熱愛莫高窟的。人選擇喜歡的職業,職業也在篩選適合它的人。”
入職第一年的元旦晚會上,陸佳瑜和同事們組了一個小樂隊,編排了一個唱跳類節目。晚會結束后,她正在收拾東西,樊錦詩經過,年近耄耋的老人看著陸佳瑜笑:“年輕真好啊。”
和往常一樣,樊錦詩穿著黑褲子,素色外套,笑起來彎著眼睛,皺紋從眼角和嘴角散開。陸佳瑜提出合影,樊錦詩樂呵呵地答應了。
陸佳瑜說,以前對樊錦詩的了解,大多通過電視和書本,以“敦煌的女兒”身份出現,樸實、偉大又崇高,在陸佳瑜心中是“至高無上的偶像”。她在帶游客參觀陳列館時看到過樊錦詩年輕時的照片,“滿臉的膠原蛋白”,但那個元旦,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樊錦詩,“發現她也是個普通人,脊背佝僂了,腿也彎了,顯得很瘦小”。
當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輕真好”,陸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輕過啊。”
(王雙興)
來源:剝洋蔥搜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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