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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周六的晚上，我和一個瑞典男生吃飯。聊得正開心的時候，他忽然說：“我們可能要走了，我有嚴重過敏反應，需要去醫院。”

　　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已到門口與接待臺的人說話了。我走到門口，看見兩個服務員在按照他的指示叫救護車。他不停地說：“請告訴醫院，我需要腎上腺素筆，他們至少要帶兩個。”服務員打電話時，餐廳經理已經過來，手里拿著餐廳里平時備著的腎上腺素筆，請他坐下后，拿起來直接扎在他的右腿外側。

　　幾乎同時，救護車停在了門口，然后進來兩個急救醫生。這個男生開始告訴醫生自己有過敏反應。他說，他吃最后一道菜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心跳加快，然后全身開始有些發抖。雖然沒有強烈的反應，但他仍不想冒險，于是打了腎上腺素，叫了救護車。醫生一邊給他聽診一邊把他帶上救護車，連上監護器，開始測試、詢問。他看著自己的監護器，提醒醫生血壓在急速升高，然后告訴醫生說自己有點緊張，可能會影響指標。

　　過了一會兒，急診醫生來了，他一過來就表揚朋友進行了清晰的判斷，給急救醫生省了很多程序。瑞典男生笑笑說：“我們北歐的幼兒園和小學都要教兩件事：急救和自然求生。遇到問題，想的都是怎么解決，而不是光緊張害怕。”在接下來醫院3小時的常規治療中，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藥物進入身體后可能有什么樣的反應。

　　當時24歲的我，不認識腎上腺素筆，不知道急救中心和醫院的區別，不知道過敏因素和每個人的過敏死亡時間是不同的，我連救自己或者救人一命的基本常識都沒有。我不禁自問，我究竟學了什么“重要”的東西?

　　(劉佳妮)

　　摘自《從常青藤到華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