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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石楠老師，已經有40年了。

　　1982年，我在山東醫學院工作，在《清明》雜志上讀到了石楠撰寫的長篇傳記文學《張玉良傳》。主人翁張玉良苦難曲折的經歷，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用了一個通宵，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隨后，《張玉良傳》被許多報紙刊物轉載，還被多家電臺改編為廣播劇連續播出。張玉良的故事，成為那個時期我們青年人熱烈討論的話題。

　　《張玉良傳》描寫了一個被時代和生活逼入青樓的女畫家，和一個老同盟會會員、民國舊官僚的情愛故事。它是那樣生動、曲折、出奇，還勵志。我十分佩服作者的勇氣和才氣。從此，我記住了安徽有一個女作家，名字叫石楠。

　　1998年，中央大規模異地交流干部，我從山東泰安市交流到安徽安慶市工作。安慶是石楠的家鄉，也是她工作的城市。《張玉良傳》就是她在安慶圖書館做管理員時創作的。到了安慶，我才真正結識了仰慕已久的石楠老師。

　　那年，石楠60歲了，仍處在創作的旺盛時期，在省市作協都有職務，還是全國作協的會員。寫作、講課、會議，各類活動應接不暇，整天忙得不可開交。但她總是對讀者，對各類報紙雜志的要求十分熱情，對那些青年文學愛好者來者不拒。我第一次見到她，就像學生見到了老師，而她則像是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老朋友。

　　和石楠在一個城市工作、生活，讀她的作品就更多了，也讓我更加理解了真正的石楠。

　　她是當之無愧的著名作家。但她既不是出身書香門第，也不是大家小姐，而是一顆苦難的種子，在大別山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開出的愛的花朵。

　　石楠的苦是與生俱來的。她出生在大別山深山區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母在她之前已經連生了4個女孩，都因養育不起送給了別人。其實，那時在極度貧困的鄉村，棄嬰送人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如果家境極為困難，生下來的又是女孩，父母就會把嬰兒包好，放在那些沒有孩子的人家門口，然后點燃一掛爆竹，迅速躲到暗處含淚偷看，等待別人把孩子撿走，黯然回家，痛心不已。

　　石楠一出生，父親對她的選擇依然如此。

　　母親急了，哀求她的父親和祖父，留下這個可憐的孩子吧。祖母也幫著說話，一家人艱難地決定把她留下了。取名純男，小名男伢，全家人都盼著母親再生的是一個男孩。石楠應該是老五，但在石家成了老大，對待之后出生的弟弟妹妹，她一直作為長姐去擔當，不到8歲就去撿木梓、放牛、割草、砍柴……

　　石楠的苦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誰也不會想到，一個生下孩子都要送人的貧苦農家，會成為專政的對象。但石楠的家庭確實就是這樣。

　　石楠的祖父是一個鐵匠，常年輾轉在東流、貴池、青陽一帶，打鐵為生。他一錘一錘地打下去，一分一厘地省下來，就是想買幾畝田養家傳后。機會終于來了。1948年，那些被1947年劉鄧大軍建立的民主政權趕跑了的地主、富農，在黃百韜兵團的大軍壓境下又回來了，但這些有錢人到底還是聰明，他們已經深知國民黨政權岌岌可危，紛紛把土地廉價賣出去。石楠的祖父做夢也沒想到，他一生打鐵的積蓄能買下幾十畝好田。當他把田契攥在手心里的時候，喜極而泣，突發腦溢血去世了。不到一年，太湖就解放了，她的祖父留下的土地，幾乎還沒有見到什么收成，就成了父親地主分子的帽子，石楠也就成了地主的女兒。此后，石楠的苦可想而知。

　　石楠的苦也是那些過往的時代共有的。她出生在日本侵略者鐵蹄蹂躪下的舊中國，新的人民政府重整山河時，她因貧窮和地主女兒的身份無緣學堂。十六歲時，在別人高中畢業的年齡，她才進入太湖中學，中學一畢業就趕上了那個特殊時期。她在中學的成績是極好的，卻還是只能選擇到安慶市的一家集體小廠就業。當時一個月只有12元錢的工資，她還要拿出5元寄回家，幫助父母維持生計。安慶離太湖一百公里，她為了節省車票，甚至好多年都不能回家過春節。

　　石楠的苦也有自我加壓的苦。孩童時期，她無緣書桌，但學校里傳來的瑯瑯讀書聲，像磁鐵一樣吸引著她。她常常站在學校圍墻外聽讀學字，還參加過掃盲班。有一次放牛時趕讀借來的《水滸傳》，牛吃了人家的秧苗，還挨了父親的棍棒。參加工作后工資微薄，還要雷打不動地寄錢補貼父母，自己所剩無幾，她首要的還是買書，經常是填了腦子，餓了肚子。

　　后來，她被調入安慶市圖書館當古籍管理員。已經是要養護三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依然苦學古漢語，苦讀經典名篇，幾乎每天都做卡片、背詩文，還會時常寫一寫自己看書的感想體會。她的時間，都滲透到一本又一本的書籍中去了。

　　她寫出處女作《張玉良傳》后，一發不可收，又相繼寫出了幾百萬字的小說散文。近年，因視力減退，又開始學習中國畫。在她的筆下，墨荷、綠竹、粉桃、紅橘、蠟梅，都充滿了靈氣。有一年她來北京，送我一幅“壽桃圖”，至今掛在我的書房里，每每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奮斗者的力量。

　　人性的力量就是生命的力量。苦難入心要發芽。石楠越苦越向上，越苦越向善。而文學就是一盞明燈在引導著她。蘇聯大文豪高爾基說過，“事業是欄桿，我們扶著它在深淵的邊沿上走路”。對石楠來講，讀書就是她愛心的發源，文學事業就是她生命的欄桿。愛，對人的愛，對苦難者的愛，幾乎滲透到她的全部作品中，貫穿于她的人生之路。

　　石楠愛她筆下的那些苦難者。她許多次文學報告的題目就叫《我為苦難者立傳》。她的文學開山作品是《張玉良傳》，張玉良是苦難的，又是傳奇的。她寫歷史上的苦難者《寒柳——柳如是傳》，她寫有革命生涯的苦難者《美神——劉葦傳》，她寫生活中的苦難者《她被遺棄了嗎》。她不僅寫那些和她命運相近的女性，還寫有名氣但命運并不順暢的名家劉海粟、張恨水、亞明，等等。毛姆說過，“作家更關心的是了解人性，而不是判斷人生”，石楠就是通過作品中主人翁的苦難挖掘，去展示她對人、對人性的愛。

　　石楠愛那些喜歡她文學作品的讀者。石楠每一部作品面世，就會引來眾多的“石粉”，每天都會收到粉絲的來信，單《張玉良傳》的信件就有上萬封。她會盡可能地去回復，書信是她和讀者間的橋梁。盡管她寫的是小說，但是有些讀者對書中人物情況往往打破砂鍋問到底，每一次發問，她都會細心研究，后續再不斷改進。我的老同事鄭春林同志，在石楠家鄉太湖任過縣委書記，后來又是石楠的鄰居，他向我講過，對那些來拜訪的讀者，石楠老師都像親人一樣接待關心幫助。

　　其實，我也是一個受石楠鼓勵幫助的讀者。我是石楠文學作品的第一批讀者，來安慶工作又結識了石楠老師，我們經常見面，每次聊得最多的還是一些關于文學的話題。2018年清明期間，我已經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回老家為父親掃墓之后，想到自己幾十年在外奔波，不禁思緒萬千，連夜寫了一篇《清明·父親》，發給了石楠老師。她說，情是散文之魂，你把對父親的感情和對家鄉的感情寫出來了，這就是好文章。她還鼓勵我要多寫，要在刊物上公開發表。

　　后來，一位好朋友把我的一些并不成熟的散文推薦給安徽一家叫“同步悅讀”的網絡平臺。這個平臺聚集著一批知名作家和文學愛好者，也有很多是石楠老師的粉絲，我每次有文章發出，她都點贊，還給予熱情的鼓勵。在和我微信私聊中，還會提出中肯的意見和建議。去年，我寫長江大水，用了在網上查閱的安慶長江水文數據，她的朋友告訴她說數字有誤，她第一時間轉告我，我及時做了糾正。她現在視力較差，不便看太多文字，但我每次給她發東西，她都極其認真地回復、評價，讓我十分感動。

　　石楠熱愛生活和生養她的故鄉故土。知道石楠苦難經歷的人，都認為生活對她是不幸的，甚至是不公的，但她對故鄉、對安慶、對太湖，充滿著熱愛和深情。用她的筆墨謳歌她，贊美她。我就是在她筆下知道了天華尖，知道了筆架村，還知道了太湖有一種野生烏桕樹，它的種子叫木梓，可以榨油點燈。還結識了太湖的一批批創業者，和一些極富愛心的山村教師。去年，我為太湖的一位青年創業者汪福建寫了一篇短文，石楠看后給予贊許，還推薦給《安慶日報》副刊發表。

　　石楠愛安慶，更愛安慶的文化事業。我在安慶工作時，整天為安慶的發展著急，從城市建設，招商引資，項目落地、大工程推進，到下崗職工再就業，農村災后恢復重建，幾乎是用盡全力。但每每見到石楠老師，她總是會對我說，文化是安慶的一大優勢，文化方面要多做一些事情。這些樸實的叮囑，也讓我全方位地審視安慶、思考安慶。這里是千年古城，百年省會，歷史悠久，文人薈萃。方苞、姚鼐、劉大櫆、陳獨秀、趙樸初、張恨水、朱光潛，都是安慶人。改革開放以后，這里也出現過“天云山傳奇”，有過“月亮灣的笑聲”，還有劃破夜空一樣的詩歌流星——海子。

　　歷史的底蘊和安慶人民的文化情懷，推動我們在世紀之交做成了一批文化工程，如黃梅戲《徽州女人》《我是你的一雙眼睛》《知府黃干》《孔雀東南飛》，還有陳獨秀墓的修繕和獨秀園的建設，趙樸初舊居修復開放，安慶師范大學的建設申報，等等。

　　石楠老師曾經說過：貧窮是我的財富，苦難是我的老師，沒有坎坷磨難，就不能算完美的人生!

　　苦難不是石楠的選擇，她是無奈的，但對愛的追求是石楠選擇的，她的愛是深沉的，真誠的，厚重的。這是她創作的力量源泉，也是她的文學作品的根本價值!

　　(趙樹叢)

　　摘自《新安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