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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在安徽省西部的舒城縣，村子很小(我們那里說的村子特指自然村，雖然每個自然村距離也就不到100米)，只有10來戶四五十口人，像筆者這樣30歲左右的多在外打工，常年在家的大概10多人(一般是50多歲的中年人在家帶上學的孫子輩)。因為農村撤點并校，村里適齡兒童也多由爺爺奶奶陪同在鎮上或縣城就讀(村里適齡兒童6人，5人在村外就讀)，所以即便是村里的常住人員，也只是周六周末才回村。

　　父母都在外打工，臘月二十六晚上才一起回到家。由于筆者從事農村工作，所以較留意村莊一年來的變化和反映出的相關問題，這次回家有三件事感觸很深。

　　回來的第二天，村干部送來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和這一年土地租金，農村土地承包所引起的鄉村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應該是近幾年家鄉最大的改變。查相關文件，縣里2014年進行確權試點，2015年公開招標，對全縣20個鄉鎮和1個開發區約91萬畝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地籍測繪。2016年5月，縣政府舉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首發儀式，其后各個鄉鎮陸續開展了頒證工作。趁春節機會，筆者察看了村里被承包土地的使用狀況，被承包土地主要是山地和林地，也有少部分的水田，其中林地被重新修整進行油茶種植，山地和水田則用作鄉村旅游開發用地。本村的鄉村旅游雖還在建設階段，但已可見雛形，主要是由政府配套的道路、水網等基礎設施，加上利用山谷依次分布的5個魚塘(據說由村里在外創業有成的返鄉人員投資開發)為主體的旅游設施。

　　在與鄉里鄉親交流的過程中，他們對農村土地確權及承包開發，普遍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疑慮：一是土地的經營利用由誰來規劃控制。就我們村的情況來看，大部分的村民長期在外，土地確權包括流轉都委托留守人員或村干部全權處理，農民對土地是否被承包并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雖然很多被承包土地已經沒人耕種)，對被承包土地的用途也沒有太多的知情權;二是農地的低廉租金對農民的意義到底有多大?以筆者家為例，一共4畝多的被承包土地，一年的租金也就500多元，這對農民來說差不多是可有可無，農民并沒有得到太多的改革紅利;三是農村集體所有的荒地、田埂等歸屬如何界定。官方文件中集體荒地的規定是“農戶開墾的集體荒地，不屬于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地，本次都不予確權登記，是否收回由村組集體決定”，但村民對這些荒地和承包費用卻有很多猜測。另外，筆者所在村的農民土地呈碎片化，田埂、溝渠、道路等較多，按規定這些屬于生產隊集體財產，但隨著土地承包，這些集體用地被打亂重新規劃，農民對這些土地是否產生承包費用和未來復墾的可能多有疑慮;四是土地經營權所帶來的鄉村腐敗空間該如何監管，土地確權帶來的是土地承包租賃熱潮，然而在農民看來，土地由誰承包、承包價格是多少，這些都是由村干部決定的，其中可能有腐敗行為，如何制定詳細的監管措施和村務公開措施，讓農民知道被承包土地的使用情況，也應該是土地確權之后要思考的問題。

　　春節期間，村里另一個重要的事與拆遷有關。大約兩年前就有消息，昌吉—古泉特高壓輸電工程會經過筆者所在的村，小山村要集體搬遷，這本該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村民們對問題的討論并不多。細想起來，可能這正反映了當前農民的某種生活狀態。拆遷固然是涉及到每個村民切身利益的事，但某種程度上這又是公共事務，隨著大量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甚至定居(這些人往往只有春節才會回家，待的時間也十分有限)，村民既無精力也無心思關心村務，而村莊精英及其參與村莊事務積極性也在逐漸消失，以前本村有個退休的小學老師熱心公共事務，老教師去世后，村莊還沒有出現能夠讓人信服的精英代表;另一方面，對拆遷事務的不關心也是因為許多人在城市有了退路，本村在外務工村民，都在城里長期租房或者已經購了房，家里拆遷與否并不會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很大影響(筆者家中對拆遷最關心的恰恰是90多歲的奶奶)。

　　近兩年，網絡上火熱的春節返鄉筆記，多將農村婚姻問題表現為天價彩禮，就筆者看來，天價彩禮折射出農村青年婚姻的現實問題。這一年，筆者弟弟的婚事終于有了著落。用“終于”是因為弟弟已經27歲，在農村這絕對是一個危險的年紀，從三四年前開始，他就面臨著被催婚的壓力。在筆者的老家，大部分年輕人二十四五歲就已經成家(這幾年結婚的年齡有推后的趨勢),繼而步入生兒育女的階段，父輩也將這當成是自己的責任。村里像我父母這個年紀(50歲出頭)，都有一個或者兩個在家照顧孫子輩。

　　在村莊這樣一個熟人社會，如果誰家的子女到了應該結婚的年齡卻沒有婚配，必然會成為別人的談資。像我因為一直在讀書，30歲沒結婚雖屬情有可原，但也屬不正常的范疇，每次過年回家，都會被問及找對象了沒有、對象做什么工作、什么時候結婚這樣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會成為未來甚至一年村莊談論的對象。而隨著農村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和社會流動所引發的農村適齡女青年的流出，農村光棍現象目前變得非常突出。而彩禮過重也就合其邏輯了，嫁女不是商品交易，但男多女少的環境下，女孩子有更大的選擇空間，結果經濟條件好的能找到對象，而家庭貧困的則只能落單。在結婚問題上，村莊內部的邏輯也在悄悄發生變化，以前如果村里的男孩子頻繁帶不同的女孩子回家，通常會受到輿論的譴責，現在則被視為有本事的表現;以前農村男女青年離婚，輿論普遍認為女方很難再嫁，現在只要女方已離婚，媒人會立即上門，這可能也成為當下農村離婚率升高的一個原因。

　　筆者作為一名“假期返鄉者”，春節回家時間很短，但看到的幾件事卻反映了農村農民在風俗習慣、社會生活方式、組織方式的變化。對于我這樣工作生活在大城市而根在農村的人，只有通過春節，通過回歸，才能感受到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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