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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曾經是中國農村的“一面旗幟”，新時代和鄉村振興給大寨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不忘初心，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要服務社會、引領區域、貢獻國家、影響世界。大寨鄉村振興的戰略分析與路徑選擇對于全國“鄉村振興”的道路創新與發展探索，都有“智慧與能量再聚集、經驗與模式再輸出、信念與信心再堅定、精神與理念再提振”的重要意義。

　　一、大寨三次創業的分析

　　(一)大寨三次創業的背景分析

　　1.?第一次創業：面向資源的農業社會發展路徑

　　新中國成立以來至1980年前，大寨發揮集體的力量完成了溫飽有余、貢獻國家的第一次成功創業。第一次創業的路徑是“面向資源的農業社會發展道路”，利用大寨村有限的空間、資源進行價值挖掘，強化內部組織合作，激活集體精神。以陳永貴為首的大寨黨支部大力發展生產，面對自然災害，依靠智慧與領導力發動群眾，在破解困難的同時，堅持為國家做貢獻，支持國家建設，鑄就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大寨精神，激發了當時全國上下的發展斗志與活力。

　　2.?第二次創業：面向市場的商品社會發展路徑

　　1991年至今，大寨依靠新集體的力量解決了小康富余和鄉村美好生活的問題，完成了第二次成功創業。第二次創業的路徑是“面向市場的商品社會發展道路”。通過集體、合作實現發展，由內部合作向更大范圍合作轉變，選擇不同合作機制，實現資源獲取與轉換，放棄失敗的，調優成功的。在大寨村創富階段，郭鳳蓮以“大寨精神”為旗幟闖市場，擴大影響力，以“大寨”品牌結合貼牌生產、集體入股與獨資經營等三種方式，將無形資產與有形資產相結合：大寨運輸業通過周邊地區資源輸出流動，獲得收入;大寨文旅將資源固化為文化，進而將文化轉化成為服務與創意;貼牌生產的方式解決自身資源匱乏與生產力不足問題。我們認為，在郭鳳蓮帶領大寨人走出大寨闖市場，由“自力更生”轉向“自主創造”，在二次創業的過程中形成了“艱苦奮斗、奮發圖強、開拓創新”的“新大寨精神”，并以“新大寨精神”為引領，福利惠民聚心固基、品牌興業聚智招財、集體興村就業增收的思想、智慧、精神轉化成了發展新農村不衰的能量、物質與價值源泉。

　　3.?第三次創業：面向資本的價值社會戰略選擇

　　鄉村振興背景下，大寨面臨第三次創業。第三次創業一定是“面向資本的價值社會戰略選擇”，要聚集創造思想、智慧、精神，依托深厚的政治資本，與外部資源結合，獲取智力資本，與商業文明結合，利用金融資本，實現資本的價值放大，這對于大寨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

　　(二)基于三次創業的問題剖析

　　通過大寨發展背景的梳理，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郭鳳蓮可以帶領大寨村推動第二次、第三次創業?其深層原因是通過精神的凝聚，構建了新的集體組織。

　　1.?打破組織化，村民相孤立

　　大寨村民在適應集體組織化運作的思維與行為方式之后，在上世紀80年代轉而推行包產到戶，使村民行為意識與政策發生沖突，個人努力無法再通過組織放大，原有的組織學習被消除，集體組織環境弱化導致的體系改善與績效分享減小，使大寨村民與集體的績效劇減。

　　2.?重回組織化，構建新集體

　　“鐵姑娘”郭鳳蓮重回大寨后，創造“新大寨精神”，將“大寨”無形資源放大，提升村民活力，凝聚村民動力，前進過程中形成了集體與合作的新基因，破解自身問題，重歸大寨第一次創業的精神、思想引領的發展道路，也是大寨村未來走向更大范圍聯合發展的根本。

　　二、基于村莊發展階段與類型差異思考鄉村振興的驅動力量

　　(一)村莊發展的三個階段

　　村莊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把資源變成產品，需要“精神引領、強化組織”;第二階段，把產品變成商品，依靠“適應市場、強化競爭”;第三階段，把資本變成價值，依賴“追求價值、強化聯合”，不再直接做產品、商品，而是構建價值。

　　發展之初，以陳永貴為代表的一批鄉村人物，面對極端困難，能夠找到解決辦法，說明其具有極大智慧，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奮斗精神，并將時代的思想(毛澤東思想)轉變為行動。此后，由小崗村(村民按手印，實行大包干)掀起的改革開放雖與大寨村(不要國家救濟，同時交糧支持建設)強調集體的選擇路徑不同，卻都是時代環境中人民與村莊“自力更生”的表現，兩種模式并不對立，而是一種實現“自給自足”同時為國家做貢獻的理念的體現，是解決同一問題的不同路徑。

　　但是，不論何種路徑、發展模式的選擇都不可能一勞永逸，都會受歷史背景與發展階段的限制，都要符合所處時代的要求、追求、需求，只是所處階段的長短與取得的成績不同。

　　面向資源時，國家調控較強，村莊最大的可用資源是土地，最大的產業是農業，在空間與資源受限的前提下，只有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大寨精神”才能深挖更大價值，因此村莊發展差距小，步伐統一。

　　而當村莊、村民面向市場與資本時，發展的被動性增加。一部分村民離開村莊，進入現代產業，獲得工資收入;一部分村莊引入產業生產，獲得原始積累;一部分離村村民又回到村莊，帶動村莊發展：凡此種種，共同加速村民、村莊的分化發展。于是，在走向市場時，有60%-70%的村莊發展滯后;而面對資本，有80%的村莊逐漸衰退。

　　(二)村莊發展的三個類型

　　村莊發展在時間延伸上分為三個階段，從空間與功能布局上，又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生產居住類村莊、生活服務類村莊與綜合服務類小鎮：

　　1.?生產居住類村莊

　　空間布局比較分散，主要服務農業生產活動，生活配套較差，是產品提供端口與科技服務的需求者，主要屬于能量物質輸出型。這類村莊在從事農業生產人口降低、農村居民向城鎮集中后會更多出現，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個振興”中“產業振興”的重點，如我國東北地區。

　　2.?生活服務類村莊

　　空間布局相對集中，以實現美好生活為目標，滿足基本生活配套，具有產品與服務的需求與供給的雙重功能，其物質能量流動是雙向的。這類村莊是現在村莊的主體，以服務生活為主，將聚集原來分散的人口與服務。

　　3.?綜合服務類小鎮

　　空間布局比較集中，有較大聚集效應，生產生活配套完備，與城鎮、村落聯通比較容易，主要是物質能量輸入型。這類小鎮是未來推動鄉村振興，實現美好生活的關鍵點，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在這里將極大提高。

　　基于以上分類，對不同類型村莊進行內部比較分析與類間比較分析，進行理論建構與還原，我們就能針對不同類型村莊進行發展戰略、定位、路徑與抓手的探索與演繹。

　　(三)鄉村振興的驅動因素

　　那么，在村莊發展轉折階段，是什么因素導致一些村莊實現騰飛，而另一村莊逐漸衰落?

　　為理解村莊發展的階段與轉折，引入四川省成都市戰旗村作為比較，其發展歷程摘要如下：戰旗村從多個村莊分離建立(1965年始)——村民自主，民兵化組織管理，集體產業發展(至1982年)——政策要求，聯產承包推開，但分土地不分企業(1983年始)——推進企業改革，發展集體經濟(2001年始)——推動土地集中經營，創造規模價值(2003年始)。在國家發展的大背景下，戰旗的發展歷程與大寨道路相比，既有共同之處，也有差異的地方：

　　1.?共性的因素

　　一是黨支部的領導，是靈魂人物。領導層有威信，有職位權威和個人魅力，有智慧，愛學習，會組織，會領導，會用人，能發揮團隊力量，能激發個人能動性。

　　二是鄉村企業對村莊組織的穩定與引動。從村莊走向市場，鄉村企業在大寨和戰旗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鄉村企業的獨特性在于解決共同發展問題：城市企業員工在空間與利益關系上與企業剝離，資本與勞動剝離，城市企業與鄉村企業內質是不一樣的，鄉村企業員工(村民)在空間與利益關系上與企業既有分離的部分，貼近市場，適應競爭，又有不分離的部分，貼近村莊，實現穩健，保障了社會資本、組織資本、智力資本、人力資本、產業資本之間的滲透融合。穩健的部分是產業社區相結合的文化，這種文化使村莊及企業在面對外部危機時，動員齊心協力迎接挑戰、戰勝困難的成本低、效率高，這就是鄉村經濟發展所具有的內在的不同的核心價值。

　　2.?差異的因素

　　領導隊伍能夠持續培養人，對村莊未來發展的路徑影響巨大。大寨村自陳永貴、郭鳳蓮兩任領導，在改革開放初期至上世紀90年代初，經歷近10年的外部干預，其基于村莊內部的自組織發展被打破;而戰旗自建村至今，歷任書記能者居上，一代一代穩定持續推進村莊向前發展。

　　大寨村或者戰旗村不是單獨一個村莊，在村莊類別里，它既有其獨特的貢獻，也能發現和應對其面對變化不適應的地方。

　　三、“大寨+C20”的戰略思考

　　基于以上對大寨三次創業與村莊發展階段以及不同類別村鎮發展的分析，為推動大寨面向資本的價值社會戰略選擇的第三次創業，需要大寨以精神為引領，聯合更多村莊，搭建“大寨+C20”(C20指聯合20個村莊協同發展)智慧服務平臺，通過新戰略、新定位、新路徑、新抓手，推動實現鄉村振興：

　　(一)新戰略

　　大寨以新形象、新理念、新思路對接新時代，打造以“新大寨精神”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共同作為的“大寨+C20”聯合;由原來“內聚外擴”向“外聚內擴”轉變，形成昔陽—大寨發展界面，突破大寨村莊局限，探索基于大寨內擴的縣域鎮域發展模式。

　　(二)新定位

　　基于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鑄造大寨新形象，形成服務創新綜合體;

　　基于文旅康農產業鏈生態，借聯融創新資本，構建創新人才孵化器;

　　基于聚智創富與智網增值，培育服務新載體，搭建智慧服務新平臺。

　　(三)新路徑

　　以“大寨+C20”構建智慧服務平臺，基于人力資本突破，通過組織聯合強化，在聯合的基礎上形成品牌提升，構建學習創新共同體，聚智創富綜合體，智網增值聯合體的關系生態。以傳承、適應與創造為內核，依托平臺形成聯合，實現大寨平臺社圈化，聚集領導者、管理者、執行者，人們以大寨的平臺、符號來做事，形成“物理的村民”與“虛擬的村民”共同推動平臺演化發展與自身價值實現(見圖1)。

　　1.?基于人力資本突破，構建學習創新共同體

　　以人力資本為突破口，發揮社會資本，匯聚智力資本，聚集“名村官+名專家+田園才子+名鄉賢”，并且通過挖掘培訓培養“匠心型技能人才”，通過學習組織創新聚集“學習型專業人才”，通過內聚外引、強化合作，聚集“智慧型決策人才”，構建孵化新型主體的平臺界面，打造跨界融合、高智高服的人才團隊，構建具有持續活力的學習創新共同體，基于大寨服務全國村莊。

　　2.?基于組織聯合強化，打造聚智創富綜合體

　　通過聯合組織，獲取智力資本、金融資本、政策資本，同時擴大產業資本的可利用范圍，打造文旅康農平臺，利用外部資源彌補內生不足的同時，引入更多的村莊及其資源進入組織，打造村莊的聚智創富綜合體，組織內村莊彼此成為“飛地”，再以“飛地經濟”構建平臺生態，實現價值聯動提升。

　　3.?基于品牌價值提升，優化智網增值聯合體

　　基于大寨發展演進的普適性和特殊性，利用已有的“大寨”及“大寨糧倉”品牌，并進一步挖掘、設計、打造“新大寨精神”的人物品牌(如郭鳳蓮)、事件品牌、故事品牌，以優化智網增值聯合體。

　　(四)新抓手

　　以“大寨+C20”為抓手，搭建鄉村振興的智慧平臺，提供鄉村振興的智慧方案，孵化鄉村振興載體模式。

　　1.?通過“大寨+C20”，搭建鄉村振興智慧平臺

　　基于村莊發展三個階段的分析，根據其面向不同分為資源型發展、市場型發展與資本型發展，現階段許多名村(如陜西省東嶺村，浙江省花園村、航民村等)是基于資本的市場型發展，其擁有的資源已經高度非農化。與此相對，偏遠的地區，其資源非農化、市場化困難，人力資本稀缺，導致其資源市場化、資本化程度很低，對人力資本的吸引力就更弱;如果單靠孤立的人力資本、產業資本的直接注入，消耗巨大，卻無法發揮聚集效應。因此就需要借助平臺，給村莊“借腦、建腦、換腦”，匯聚巨大的場，形成“你+我+他”的鏈網，更大范圍地解決村莊發展智慧不足的問題，實現人才振興，基于人才振興，實現組織振興，基于組織人才，解決產業發展問題，結合自然生態，形成生態文明，實現更大的價值。

　　大寨發起的C20平臺孵化的意義在于整體解決村莊問題，形成共享的平臺，是一個集體，形成“集體+”的思維、網絡與發展模式，基于“集體+”的聚變、引領，通過孵化、轉化，帶動發展主體裂變，并且擴大示范作用。

　　2.?通過“大寨+C20”，提供鄉村振興智慧方案

　　把商業文明與大寨的自然人文、生態文明結合，基于文明結合的內核，與外部聯合形成智力資本，放大過去合作產生的產業資本，利用鄉村振興戰略大寨的政治資本，通過聯合20村探索鄉村振興的智慧方案，發揮集體政治影響，依托小村提供大智慧、大方案。

　　3.?通過“大寨+C20”，孵化鄉村振興模式載體

　　依靠“大寨糧倉”等信息平臺積累信用，通過信用獲取金融資本，借助大數據，構建產品與服務標準，形成“大寨腦”，更大范圍地服務村莊發展，彌補其欠缺的疏通渠道與聚集創新。給領導者借腦，給管理者建腦，讓執行者換腦，實現聚變的引領與裂變的示范，用C20平臺，孵化稟賦型村莊，形成不同發展路徑、模式與載體，推動不同類型村鎮、不同發展階段村莊實現協同發展與互促。

　　“基于燎原的星火”才能成為火種，“基于疏散的聚集”才能成為平臺。“大寨+C20”利用聚集點亮疏散，通過疏散形成燎原，是鄉村振興走向小康的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