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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系，明確指出法治是鄉村治理的保障。2020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了《關于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法治鄉村建設的基本原則之一，強調堅持人民群眾在法治鄉村建設中的主體地位。農民法律素質的高低直接影響法治鄉村建設的進程和成效。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黨和國家普法教育的不斷深入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強力推進，我國農民的法律素質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與法治社會、法治鄉村建設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受宗族主義、幫派主義等落后觀念的影響，廣大農村干部群眾在知法、守法、用法、護法上仍存在一定缺陷，如法律知識欠缺、法治意識淡薄、對法律的認同感和信任感不夠，運用法律的實踐能力不足。農村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權比法大、信權不信法、信人不信法的傳統觀念，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大部分農民無法按法定程序來維護自身權利，對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缺乏信心，或是忍氣吞聲，或是托人情找關系，或是通過上訪、靜坐等方式尋找所謂的“清官”，甚至不惜“以暴制暴”來解決問題。這些現象嚴重制約了法治鄉村建設進程，削弱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治理效果。因此，提高農民法律素質是法治鄉村建設的應有之義和迫切需求。提升農民法律素質，至少要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黨的領導與全面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在法治鄉村建設過程中，黨的領導不僅是政治保障、組織保障，也是方向保障。黨的力量來自于黨的組織體系，在基層社會中，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就是要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地位，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應該看到，隨著改革開放后的基層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基層黨組織思想上組織上都出現了渙散現象，一些地方的黨小組形同虛設，基層黨員的政治信仰模糊、理想信念薄弱，難以有效回應群眾訴求的變化，嚴重削弱了黨在鄉村治理和法治鄉村建設中的引領作用。同時，基層黨組織管理的人口規模和權責范圍不斷擴大，群眾的法律訴求也由家庭矛盾、宗族矛盾等簡單道德沖突轉化為包含土地征收流轉、拆遷補償等經濟糾紛的復雜矛盾，黨支部人員和精力都十分有限，在面對群眾多元化、復雜化的訴求時往往力不從心，導致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很多矛盾都是“一葫蘆醋”，影響基層黨組織在群眾心中的威信。因此，在法治鄉村建設中，要重視基層黨組織建設，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基層，更好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在這方面，河南省新密市城關鎮“將黨小組建在村民組上”就是一個可貴的探索。從2016年開始，新密市城關鎮黨委在全鎮10個行政村115個村民組全部設置黨小組，將服務觸角向一線延伸，對農村黨員實行“小班化”管理，逐步形成了“鎮黨委—村支部—黨小組”的黨建管理新體系，探索以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引領鄉村治理現代化和法治鄉村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二、加大農村普法宣傳教育力度

　　在廣大鄉村特別是偏僻邊遠山區，由于地理環境、交通通訊、經濟條件、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因素的制約，現代法律知識的傳播和普及程度往往落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村民缺乏對現代法律體系的認知和使用，除了到政府機關辦事，解決矛盾糾紛問題往往依靠宗族血緣關系或傳統習慣等形成的“習慣法”，導致這些地區成為違法犯罪活動的重災區。電視劇《破冰行動》中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景。在當地，村民認為制作和販賣毒品能夠獲得可觀的收入，是合理的致富之路，在公安人員前往調查時，村民們幫忙互相隱瞞。部分村民甚至以維護宗族成員為由組織暴力抗法活動，導致當地政府多次禁毒行動失敗。針對農村地區法治意識薄弱、人情關系網紛雜、局部宗族勢力存在、小微權力形式監督不力等問題，加強農村法治宣傳教育和普法力度，至少要做好以下工作：其一，基層領導干部應該做知法、懂法、守法的楷模，提高法律意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并高度重視普法宣傳教育，改變農村領導干部只重視農村硬件建設而忽視軟實力的提升和普法宣傳教育的思維習慣。以河南省新密市城關鎮為例，該鎮黨委“將黨小組建在村民組上”，借助選拔黨小組長的有利契機，逐步建立起一支知法、懂法、守法的黨小組長隊伍，解決了過去黨小組長法律素質不高、無法勝任提高農民法律素養等工作的問題。其二，要建立農村普法教育長效機制，改變農村普法教育方法簡單、形式單一、走過場的弊端，拓展普法宣傳渠道，采取如組織群眾利用業余時間觀看《今日說法》等電視普法欄目、定期舉辦法律知識大講堂、開展普法宣傳日活動等為農民群眾喜聞樂見、寓教于樂、覆蓋面較廣的方式開展普法教育工作，引導群眾在生活情景下認識和運用法律，樹立正確的法律概念，增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的實際效果。其三，應把法制宣傳教育納入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開展法制宣傳資料、法制文藝和法律服務進鄉村活動。新密市城關鎮通過對每名黨小組成員設崗定責，鼓勵他們發揮工作熱情和個人優勢，擔任法制宣傳員、法律監督員等崗位，并在每月的黨小組會議上對增強群眾法治意識，對群眾進行普法教育等工作情況進行匯報，并在組內進行評比給予獎勵，有效增加了當地基層的法制宣傳服務供給。其四，動員城市法律工作者對農村人民調解員、司法助理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制宣傳教育志愿者進行傳、幫、帶，開展經常性的“法律下鄉”活動，變“法律下鄉”為“法律駐鄉”。同時，依托5G網絡、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為落后地區鏈接城市優勢法律服務資源，建立農村遠程法庭，使農民獲取法律服務資源的路徑更加便捷和多樣。

　　三、培育農民法律意識、法治思維和法律信仰

　　興趣和需求是培育農民法律意識和法治思維的重要抓手，從提升農民的法治興趣為切入點，以農民群眾最迫切的利益訴求為普法的導向，讓農民親自參與到以法律途徑解決現實問題的全過程中。提高農民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積極性，探索多角度、多載體的基層法律服務形式，使法律維護正義和懲治罪惡的功能成為廣大農民的共識，培養農民運用現代法律體系和途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思維習慣和法治思維方式，增強法律在農村群眾中的威信，確立對法律的信仰。信仰作為人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動，體現著人對價值理想及其實現路徑的預制和認同。其建立過程不僅包含相關知識的積累和認識的加深，更包括對其內在價值的認同。因此，建立法律信仰，提高法律素質不僅包括法律知識的學習，更重要的是領悟法律精神，培養法律意識。在當前，樹立法律信仰，培養法律意識不僅意味著要引導廣大農村群眾守法、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更意味著要讓群眾從心底認同現代法律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將法律作為心目中的最高權威，樹立法律信仰。

　　四、提升農民運用法律的能力

　　法律素質的提升不僅要從觀念上為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法律觀念和法律信仰，更要重視對農民法律實踐能力的培養，拓展農村法律服務場景。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加強對村“兩委”班子成員、村務監督委員會委員法治培訓，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如新密市城關鎮就嘗試以黨小組為單位，將法制培訓納入日常學習活動中，并將其作為一項評比標準納入到黨員積分管理和星級評定的動態評價體系中去，極大地激發了黨員群體參與法制培訓，提升自身法律素養的熱情。第二，為農民運用法律提供場所，引導農村干部群眾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過去，農村地區人口規模較小，且居民多為具有宗族關系的同姓或同宗，可以依賴村規民約或風俗習慣這類“道德法”來處理化解大部分矛盾;但伴隨著時代的改變，人口流動性的增加，這種依靠“道德法”來治理鄉村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在處理人口流動、土地征收流轉、拆遷補償等一系列新問題時往往力不從心，而農民既缺乏法律服務等公共服務資源，又缺乏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場所，面對利益受損往往只能選擇上訪、靜坐等非理性途徑。在這方面，河南省新密市城關鎮探索把群眾說事室、代表議事室與黨員活動室進行功能整合，為農民學習運用法律處理解決矛盾提供物理空間，物理場域的再造拉近了群眾與法律服務的距離，凝聚出農民建設法制鄉村的強大向心力。第三，要圍繞農民最切身的利益問題，與時俱進，把農村常見的鄰里糾紛、借貸糾紛、繼承和贍養糾紛、財產和人身損害賠償糾紛等如何處理作為教育的重點，要讓廣大農民學會司法救濟的手段、途徑和程序。第四，大力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以點帶面，集中連片，鼓勵農村法治社會建設。同時，深入開展“法律進鄉村”活動，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調解員為重點的“法治帶頭人”，將他們作為農村法制建設的旗幟，引領農民加強法律知識的宣傳和學習，提升自身法律素質。學會在生活場景中守法、用法和護法。

　　五、加強農村法治環境建設

　　推進法制鄉村建設，不僅要做到依法治村，引導農民群眾依據法律規范自身行為，更要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各級行政機關必須做到依法治村、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加強農村法治環境建設，在基層社會中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行政機關在權力運行過程中無法可依、執法不嚴、行政權力干涉司法、司法系統違規辦案、執法構亂收亂罰等現象，導致農村社會法制環境堪憂，農民對運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信心不斷下降，阻礙自身法律素質的提高和基層法治社會的建設效果。農民對法律的認識、觀念、情感，受執法司法機關具體行為的直接影響。因此，加強農村法制環境建設，首先，要做到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維護好法治在農村社會中的權威。在這方面，上述的 城關鎮的“雙組共建”就是一種寶貴的探索，該鎮在村民組內推行黨小組長與村民組長、聯戶代表共同管理組內事務，互相配合、互相監督、共同負責的工作機制。既能引導農民群眾依法參與組內事務決策，通過黨小組會議暢通社情民意反映途徑，又能保障基層組織依法行政、執法權力受到監督。第二，通過司法實際效果明確法律是解決糾紛的最佳途徑。完善農村法律援助制度、農村法律顧問制度等，使其能夠真正幫助新型職業農民解決法律問題。博登海默指出，當民眾從現行法律中找到公平、安全和歸屬感時，就會對法律充滿信任、尊重，認為自己有獨立的法律人格，他就會自覺守法、衷心擁護法甚至以身捍衛法。第三，完善司法為民便民利民措施。對部分經過實踐檢驗對法制建設確有正面作用的“民間法”予以肯定和明確化，確保法制建設能夠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共識，惠及農民群眾。第四，加大對農村地區法律資源的投入，降低農民群眾獲取法律資源的門檻，暢通司法便民“最后一公里”。加快鄉鎮網上政務便民服務體系建設，構建全流程一體化在線服務平臺和便民服務網絡，大力推行“最多跑一次”“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等便民舉措，讓農民群眾足不出戶就能辦事、辦成事。第五，推進法治廣場、長廊、院壩等農村法治文化陣地建設，基本實現一村一法治文化陣地。統籌運用基層法治宣傳陣地、鄉鎮成人文化技術學校(社區教育機構)、農村文化禮堂、農家書屋，為群眾搭建有效學法平臺。最后，完善農村法律服務體系，加強農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進法律援助進村、法律顧問進村，大幅度降低干部群眾用法成本，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